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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的1931

geliang76

军士长
作者:遥望天河
上海当然是一个传奇。
   但这传奇却有不同的写法。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上海,会想起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蝴蝶派缝纫机,这些精致得象征着某种身份和权力的小器具,在一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代表者一种流逝的高雅和气派。揣想十年前的上海,在耳鼓里彭湃的是浦东这个陌生的荒滩,一个一夜崛起的销金之地,现在,夜空中显影的是五颜六色的聚光灯,光柱中矗立的金贸大厦和东方明珠塔,金壁辉煌,纸醉金迷。
   这是一个平面化的艳俗上海,耀眼辉煌的灯光,掩盖了无数旧上海的浪漫,匆匆奔忙的脚步,凌乱地踩散了那些泛黄的的记忆。上海在分裂,分裂成一个古典的上海和现代的上海,分裂成一个虚幻的上海和一个真实的上海。虚幻的上海沉浸在黄浦江波光粼粼的碎影流年里,波光倒影映出的是似幻似真的月份牌美人,人潮汹涌的“大世界”、万方杂处的“黄金大舞台”,结实阴凉的石库门房子,欧陆风情的古典建筑,和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片,多得数不清的大报小报和扎堆的墨客文人、遗少遗老,大街小巷飘荡着甜得发腻、从鼻子里哼出来的软语温言,一张张百金唱片,一桩桩绮色流言,伴奏着黄浦江上日夜不息的嘶鸣汽笛,挤在噪杂交易所里的交易员蒋志清(蒋介石)汗流满面,黑暗中高墙掩映的树影里,丝绸扣短打扮的“白相人”抽着强盗牌香烟,不时清脆响起的枪声,怎比得上百乐门舞厅里,狂醉的红牌舞女将晶莹的高脚酒杯打碎一地……而真实的上海,是一个初上T字台的生硬model,摆着挑逗的身姿吸引着台下的淘金客。上海,仿佛是一个几段截然不同的故事拼接起来蒙太奇。
   常说的是“老北京”和“旧上海”。说起北京之“老”,是在恭维一位满面沧桑而仪态威严的老人所具有的博雅气度,而谈到上海的“旧”,仿佛在追想红颜老去的曼妙少女,旧时情人,一种时光难再、往事难追的伤感自然浸润上心头。北京是雄性的城市,而上海,她的精致,她的优雅和细腻,她雾中花水中月的淡雅,使她不得不从属于雌性。现在它叫上海,以前,它叫上海滩。上海滩是旧的,而上海是新的。
   你住进淮海路上的小公寓,天天经过宋庆龄纪念馆。你会去寻访沙逊洋行和先施百货的大楼,你会去看看哈同花园的风貌是否依旧。之后,两个月,有人告诉你,你住的这条路就是往昔大名鼎鼎的霞飞路。你的反应会有点茫然。另一天下午,你和朋友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忽然,朋友指着那栋建筑物,随口说那是当年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晚上,搭车回家,走到整装过度新颖的静安寺,对面一栋稍嫌俗气的粉红色大厦,楼下停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们站在车外,三五成群,抽烟聊天。夜很深,街很静,街道显得很空。啊,这曾是百乐门大舞厅,有人悄悄地在你耳边说。你会很诧异地抬头,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那些刹那芳华的烟花,不堪再剪。你坐着的士在大街小巷穿行,司机会不经意地说起,这里是杜月笙当年卖水果的地方,这里是阮铃玉和胡蝶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是日伪时期让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这是杜月笙靠过的墙,这是他走过的青石路。是的,杜月笙,这时候你会想起这个有点熟悉,但又止不住陌生的名字。仿佛白露为霜的清朗月夜,你临着一汪古井,伸手打捞井底那一轮圆月,可触手却是一水荡漾的细碎金黄,打捞的不过是一捧氤氲的雾气,一掬朦胧的前尘影事,一段空荡荡似水流年。你缩手,它沉静依旧,依旧是一轮清亮圆润的黄金月。
   这就是杜月笙。你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看不明白,但他的故事,对你来说永远都可望不可及。
   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1936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1940年的文字。
   “1931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1937)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逝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一位当代学者这样惦记着旧上海的1931年。
   1931年的辰光中,有一件事旧上海的人不愿意忘记。这一年杜月笙家的祠堂开祠。无论哪一本上海编年史,都不会,也不敢遗漏这一件旧上海的风光盛事,因为,它太招摇,太奢靡,太盛大,也太奇特了。以前的旧上海和以后的新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事。
   所以,如果你要怀念黄金时代的旧上海,就怀念1931年的杜祠盛典,如果你要探询旧上海的秘密,就追问1931年的杜月笙吧。因为,他那里收藏着所有旧上海的传奇。


  开祠  
   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了,地点在杜月笙浦东高桥的家乡。也不特别美轮美奂,只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列则雄踞着两个几达丈高的大石狮子,吞吐日月。
   “富贵不还乡,犹衣锦夜行”。二十七年前,15岁的杜月笙在告桥无法立足,出奔上海,他立下重誓,要功成名就,回高桥开祠堂,不然,永不回乡。杜月笙言出必践,现在就要回来实践他的诺言。50万银圆,50亩地,祠堂风风光光开在他当年挥泪而别的穷苦之地。
  要让天下人都看到,杜月笙言出必践。没有人敢不卖杜月笙的面子,就像唱一出戏,杜月笙准备登场了,跑龙套的就得先来翻筋斗。杜氏家祠落成典礼就是这样的舞台,为他牵马坠镫的人纷沓至来。大典筹备处的总务主任虞洽卿(上海滩大买办、大富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剧务主任张啸林(上海滩三大闻人之一)、卫生主任王晓籁(继虞洽卿任上海商会会长),庞京周(上海名医生),招待主任袁履登(亦是海上闻人)、秘书处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的智囊)。
   大典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向全中国各地的门徒、同门兄弟,朋友和全国各界名流分发请柬,请柬一发惊动朝野。半个月前向,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辞和礼品川流不息专程送来,已经堆积如山。
   “孝思不匮”
   国民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
   “好义家风”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贺。
   “世德扬芬”
   军政部长何应钦贺。
   “慎终追远”
   实业部长孔祥熙贺。
   “千国栋家”
   司法院长王宠惠贺。
   “光前裕后”
   警察总监吴铁成贺。
   “敦仁尚德”
   前大总统徐世昌贺。
   “俎豆千秋”
   前大总统曹锟贺。
   “望出晋昌”
   前临时执政段棋瑞贺。
   “武威世承”
   前北洋将军吴佩孚贺。
   “武库遗灵”
   国学大师章太炎贺。
   “源远流长””
   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
   “慎终追远”
   班禅额尔德尼贺。
   “东方望族”
   法国驻沪领事甘格林贺。
   “明德之后”
   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
   杜月笙背着双手,一一欣赏这些朱底金字闪烁生辉的匾额。他在想些什么?还在回想他在高桥那些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回想在高桥赌得连裤子都被人剥掉的羞耻感觉?回想那种搜肠刮肚的饥饿感觉?在想他连面目都记忆不清的父母双亲?还是,他已经伤感得连回忆都已经无力?是的,他应该伤感。为了今天,他付出了多少青春岁月?
  “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象煞鲤鱼跳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的多了,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了五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喽。”已经安卧在华各臬路杜公馆的杜月笙,对一个朋友说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许夜夜梦回,他都是夜半惊醒,不寒而栗,那些不堪回首的潦倒。
  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送来了。那文章一开头便说:
   “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基地,盖不知几何世。其暑群日京兆。末孙朕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建祠堂把其父祖以上……”
   是吗?我的祖先是尧舜禹文武周公中的那个尧?杜月笙面上露出一丝微笑。
   章太炎的大手笔“祠堂记”一出,便又引出一大堆名流们的长篇巨制的祠堂记送来。内中有胡汉民、刘芦隐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汪精卫的《高桥杜氏家祠记》,满清遗老郑考前的《杜氏家祠记》,虞和德的《杜氏宗祠记》,杨度的《杜氏家祠落成颂》,何成波、谷正伦、贺耀祖,杨杰、叶开台等人的《杜氏家祠记》,冯云初、王西坤的《杜氏家祠颂并序》。这些“记”“颂”,全都是金泥翠墨,妙笔增华。
   为了接待好嘉宾,杜月笙的手下们在祠堂四周加盖彩幔席棚百余间,摆设席面三百五十桌。按照计划,此次庆祝活动将准备三天,每天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厨子三十八人,专司筵席执事安排有经验的徒子徒孙五十人。在金利源码头自备两艘汽艇:“月宝”与“波涛”。此外,还从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多艘轮船,专门运送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高桥埠头至杜祠之间,还有十来里路,又备了奥斯汀客车十五辆,黄包车一百五十辆。浦东高桥一带沿途没有路灯,就临时安装木柱,高悬起汽油灯,专供夜间照明之用。在检查准备工作的时候,杜月笙特别关照郁咏馨:
   “你多预备些鸦片烟”。
   “要熬多少两?”
   “先熬五千两吧!”
   “那人手不够。”
   “从各赌场里抽调,你中意的人,就叫他来帮忙!”
   得了“口谕”,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的郁咏馨便从各个赌场里抽调了二十八个人,专门熬烟打泡。又抽凋了十个人专门伺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还派十四个人待候一般的贵宾们抽烟。至于杜手下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只发烟膏子,烟泡,让他们自己去烧,不专门派人伺候了。但是,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傍晚就抽光了,又赶熬了三千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为了吸引高桥一带的农民也来凑这个热闹,杜月笙吩咐帐房预备好大批毛巾、脸盆、撤药水、灯笼和纪念章等,派人到四乡张贴海报,宣布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这纪念章,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送礼重一点的,每人加发一只脸盆、一条毛巾、两瓶扬药水和一个灯笼。这些纪念品上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
  
   “奉主入祠”的黄道吉日定在1931年6月9日,这是老城隍庙的星相霸头高铁嘴选定的。这一天,天刚亮,杜公馆附近的几条路上挤满了人,一眼望去,黑压压全是攒动的人头。七点敲过,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各种仪仗、彩旗、金牌齐集,路上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当外滩的海关大钟当当响了九下时,排在大门两旁的二十四响“高升”礼炮嗤嗤作响,升到半空,腾空砰砰爆炸。“奉主入祠”的大队人马出发了。
   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声威就足以震慑整个上海滩:充当开路先锋的是二十四名“红头阿三”(缠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挺胸昂头,目不斜视,洋洋而过——这是英租界当局主动送给杜月笙做仪仗的。紧接着印度马队之后,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做先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用一百多辆当时还很少见的崭新自行车护卫,打头的是国旗,国旗后边,是像征着杜月笙岁数的四十四面杏黄旗(暗含杜月笙44岁之数),当中一杆大黄旗,上书一红色“杜”字,足有五尺见方。杜字旗由四个人扶旗杆,四个人拉旗角。在六月的骄阳下,“杜”字非凡耀眼。在旗帜后边,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派出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英、法、印、安南巡捕组成的骑队,作为护旗队。
   在护旗队以后,是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踢踏整装开过来,一个连的士兵踏着乐曲节奏,呼啸跟进,他们抬着蒋介石赠送的那块“孝思不匮”的金字大匾。大匾之后,是何应钦、熊式晖等人所送匾额。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论,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以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在这之后,才是“神主”,祖宗牌位。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主轿亭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轿亭中绣锦低垂,彩帷密匝,香烟缘绕,细乐挣琼。这轿亭是南市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送的,特地向老城隍庙借来城隍老爷乘坐的金顶大轿装饰起来的。轿亭中借着栗木制成的“总神主”,由杜月笙带着几个儿子扶着轿杠,缓步轻摇走过。这帮扶轿杠的人中还有个特殊人物。有人建议,扶轿杠的人要用一个清朝有功名的地方官才行。凭杜月笙的势力,要找一个民国当过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要找一个前清官宦倒反而费事。后来总算请到了当过上海县知县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队伍,从华各臬路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大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人力车接送客人。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杜祠附近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
   举行神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吴淞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民政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揖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
   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公共租界警务长毛鼎,日本总领事何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贵宾。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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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整个北京城有名的角儿都去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那些名震一方的角儿都去了!”著名丑角艾世菊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学戏,当然没那个辈分去,我师傅马富禄也去了。”这位终于成为名角的艾世菊,晚年定居上海,耄耋之年,患有轻度偏瘫,老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躺在床上,然而说起当年京剧界那次声势浩大的“群英会”,仍然激动地竖起大拇指。
   当时,上海滩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每逢盛大的日子,都要在家举办堂会,而堂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演京剧。上海京剧院编剧刘梦德老先生出生在1930年代的北京,在他的记忆里,当年京剧空前繁荣,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30年代,上海虽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西洋的新玩意儿也已经不少,但京剧仍然是上海人最高雅的娱乐。有钱人办堂会,都会请人来唱京戏。”这是上海的黄金时代,也是京剧的黄金时代。
   京剧很早就有了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当然是在京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京派拥有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须生: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等。海派虽然也有周信芳、夏月润、白玉昆、赵君玉等名角儿,但却很受轻视。这种重京轻海的现象直到解放初期还依然存在,仅凭当时海派、京派的票价,就可见一斑。解放前梅兰芳每一次出场的单张票价高达5万元,相当于5块大洋,解放后降到2万元,马连良的票价是2万5;海派的周信芳算是上海最好的角儿了,却只有1万4。
   当时京剧界普遍认为只有北方演员才是最好的,海派演员也总要去北京演出几回,才被承认为正宗。1930年代的时候,周信芳、夏月润、赵君玉、白玉昆等,都曾北上赴京,然而先后都铩羽而归。海派的表演不同于京派,京派讲究的是唱功,听戏;海派则讲究做功、表演火爆,做工精细,主张观众看戏、看表演,然而这种特色起初很难为观众接受。对此,南北的名角,都来赶杜祠落成典礼的盛会。那些来看杜祠盛会的贺客,则是来赶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的盛会。这种盛会,只此一回,无论你多有钱也看不到,因为这些京剧界的台柱都不是为钱来到杜氏祠堂,他们完全是来“捧”杜月笙的“场”,分文不取。梅兰芳来了,从广东掐着点赶回来,程砚秋来了,从哈尔滨赶过来,尚小云从天津赶过来,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也来了,王又宸有病在身,刚好头一天赶到,荀慧生正好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大腕,则老早就赶到上海滩来,就等着这一天开场。
   有两个公认的京剧界名角缺席,那就是声望不在杨小楼和梅兰芳之下的北京余叔岩和上海盖叫天。这是杜月笙安排的这一趟京剧盛会的唯一缺陷。它不够完美,因为,杜月笙已请来了这么多名角,已经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完美——完美是什么境界?就是杜月笙也做不到的境界!
   从9日到11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出,不得不临时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只好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
   6月10日中午,当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富贵春长》之时,却不料台下一阵大乱。这可算是这次轰动中外的堂会戏中的一幕闹剧。
   上海市作协研究员魏绍昌的《戏文锣鼓》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前排座位保留了部分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天,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外貌并不出众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被总招待张啸林看到,认为此人不配占此座位,便走过去叫他让开。张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抬起手来给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平时谁也不敢碰这位张老板一根毫毛,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吃了亏,岂肯罢休?于是一声呼啸,徒子徒孙纷纷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听说出了事,赶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身向对方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表,当时正是中原大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这场混战中,亏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才大获全胜,因此在冯、阎败退后,将东北底盘划归张学良管辖,其实张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第一块是蒋介石题赠的“孝思不匮”,第二块就是张学良题赠的“见义勇为”,以下才是段琪瑞、吴佩孚等人,张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不识泰山,吃了一记耳光,活该倒霉。

   这次庆典活动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总共花了几百万的银元,有许多项目还是由朋友、门徒等人凑钱代办,这些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就其奢华来说,勉强可与之“媲美”的只有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地产商、上海首富哈同的大吊丧。但就其排场来说,无人能及。
   就在杜祠典礼之后不久,宋氏家族的“老祖宗”宋子文之母去世,虽然有贵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和大财神孔祥熙执佛,在中国的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出殡的时候也没有达到杜月笙祠堂开祠的排场,洋财神哈同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和势力组成如此声威煊赫的仪仗队。
   最令人瞩目的,是法租界居然如此“捧”杜月笙的“场”。因为法租界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租界,这一次居然让中国的陆、海军和公安部队全副武装开入,是空前绝后的一遭,而这不过是为了成全杜月笙的面子和排场。蒋介石尊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哪怕一个兵的军队给他守卫。
   这就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
   他是一个起于寒微的“大流氓”,史无前例的“大流氓”。但他是中国顶层“上流社会”中的流氓。
   他是一个“标准的绅士”,一个高矗社会顶层的绅士。但他是一个被人“当尿壶用着”的绅士。
  
  


作者:遥望天河 回复日期:2005-9-30 14:18:06 
  十六铺 水果刀
  
   水果刀是用来削水果的刀。小巧,精致,锋利,秀气,雪光滟滟,寒光内敛。在修长灵动的手指摆弄下,可以飞快地削出一只白花花的“莱阳梨”。水果刀还有另外的用途,比如说,杀人。
   十六铺不是一个铺子,也不是十六个铺子。事实上,十六铺是一大堆铺子。这是一个地名,这块地上密密匝匝排满了各种各样的铺子和摊子。
   杜月笙就在十六铺的铺子中间窜来窜去,卖水果。所以,他绰号“水果月生”。因为他卖得最多的是莱阳梨,所以他也叫“莱阳梨”。
   这是杜月笙恶梦一样的少年时代。
  
   晚清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为华界与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华界的警察不能涉足桥北法租界,桥北的法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是真正的“两不搭界”,故近代上海有句歇后语为:陆家石桥——两不管”。
   拥挤杂处的十六铺又是游民结集之地,游民阶层是黑社会庞大的后备队。上海总是吸引四乡八野的各色人等一波一波蜂拥而来。上海是中西交通的产物,而中西接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所以,也可以说上海是中外之间战争哺育的婴儿。每一次战争来临,上海总是膨胀得特别畅快。这是因为战时上海就是一个难得的“境外桃源”,它是桃花源,因为不管中国寥廓大地上战争打得多么惨烈,总不会有战火烧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来。它在“境外”,因为这里有着势力庞大的外国租界,是中国政府鞭长莫及的“国中之国”。战争导致移民,移民过多就产生游民。五方杂处、财富与人流聚集的十六铺就是游民集合的最佳街区之一。
   两不管的地方而聚集着众多游民,那么这里的治安自是不必奢望。十六铺的有名,除了这里是个大水路码头外,就是因为这里黑社会发达,许多威震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都是在这里登上了黑船,走上了黑道。
   当然,有些人是一条道走到黑,有些人则走着走着,路上越走越光亮,不知不觉就走到上层去了,就像杜月笙一样。
   杜月笙是爬着来到十六铺的。
   杜月笙原名月生,出生于1888年的七月半,也就是鬼节。父辈杜文卿居住在上海浦东高桥镇,父亲在杨树浦开过一家小小米店,但那时节开米店的人,可不一定吃得上米,杜月笙从一出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杜月笙四岁丧母,刚出生的一个妹妹便因为无力抚养无人照看而送了人。杜月笙后来成为“海上闻人”,“上海滩上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可是他千方百计寻找这位胞妹,也没有寻到。因为就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家遭遇了人间奇祸,斩断了杜月笙所有关于家的记忆。
   杜月笙父亲续弦张氏,对杜月笙很好,可到了杜月笙5岁,父亲染病不治身亡。张氏一人守寡带着杜月笙,连杜文卿的烧埋银也凑不起,只能将杜文卿的棺材放在田埂上,覆以稻草“遮挡”日晒雨淋。杜月笙生母故世的时候,也是依此办理的。所以,两口棺材在那田埂上放置了许多年,数年后,棺材之间居然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盖住了那两口棺材。张氏在杜文卿死后开始还继续独力支撑着那个破米店,一年后就再也难以为继,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靠洗衣供母子过活,她还尽全力送杜月笙上了三个月私塾,到第四个月无力供给学钱,杜月笙就只好辍学。终杜月笙一生,他只在杨树浦上个两个月私塾,在高桥读了三个月书,所以他后来总念叨自己只读了五个月书。到杜月笙虚岁八岁的时候,这个爱他如同己出的继母,失踪了!有人说是被人贩子绑架,有人说是被“蚁媒党”拐走了,还有人说张氏实在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毫无盼头的苦难生活,自己跑了。杜月笙就此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无有他报慈之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到十岁的杜月笙已尝遍了一次次丧亲的悲苦滋味。
   杜月笙还有一位做木匠活的舅舅,几乎和杜家一样穷,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最后是他的亲生外婆收留了他。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没人管教的杜月笙,就此常常流浪街头,出没于茶馆酒肆,赌棚,捞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披什么。他结交了一帮野孩子,有的偷。有的抢,有的骗,有的赌,杜月笙样样不拉地学了个遍。开始赌上以后,杜月笙开始偷偷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卖的钱大都送进了赌场。十二三岁,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氓了,对这个又穷又不上正路的外甥,他舅舅一见到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杜月笙试着提出来把祖屋的一半卖掉,他舅舅一听大怒,抓住他就一顿暴打,认为他已经无药可救。
   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他外婆托人介绍他到离家不远的十六铺,去水果店做学徒。他十四岁,身上穿着粗布裤褂,背上一个小包袱里,是外婆千辛万苦借来的几十个铜板。
  水果店的工作是杜月笙平生第一个正经工作。
    杜月笙从浦东过来,先在他唐伯父杜阿庆所在的张恒大水果行,但杜月笙地头熟了以后就开始不守本分,常把店里的水果做人情,结交街上的瘪三,又时常去街上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帐,行里还得给他付帐。行门口马路上有女子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他还常扔个烂水果过去,调戏去了。堂侄的无赖行径,让杜阿庆脸面丢尽,不得不把这个祸害推出门,荐他到“宝大”水果行学生意,拜宝大老板为师。开始时他好像还能安心呆在店里,但不多久他故态萌发,又开始到街头浪荡。因为当学徒没有工钱,只有每个月两元剃头洗澡的零用钱,所以也没什么钱可以供他赌博压注。于是他不时小打小闹地挪用店里的钱,亏空越集越多,半年后,被“停”了生意。他倒也不在意。被炒了鱿鱼之后,十七岁的杜月笙回到高桥卖了几个月的油饼油条,结果把本钱都拿去输光了,只好打道回十六铺。现在十六铺成了他的大本营了。
    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批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滩头维持生活。杜月笙脑子很灵,他知道单是这样的水果不会卖出好价钱,他又和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搭配着烂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
    三年的卖水果生涯, 杜月笙得到了两个外号, 一个是“水果月笙”,一个是“莱阳梨”。
    “水果月笙”是因为他有一桩独特的本领——削水果。他往往站在别人背后,看人家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别人谈笑的时候,飞快地动着手指,一眨眼功夫,均匀地削下一圈圈果皮,粗细深浅如一,一刀到尾不断不折。
    “莱阳梨”是因为他卖水果也很特别,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用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上一戳,直送到对方的鼻子底下,喊:“哎,甜脆喷香的莱阳梨,价钱便宜,尝一个!”不管对方要不要,他是把梨子硬塞到你的嘴里去,叫人不得不买。
    杜月笙虽然为自己有这两手绝活而自豪,可是并不打算靠这种小玩艺儿过日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靠做水果生意赚几个小钱度日,多寒酸!他大概深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句俗语,以为要发横财,唯有赌博。所以,他常常扔下水果刀,跑到江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注,后来又进赌棚推牌九,上江边小船上搓麻将。赢了钱,就请那帮瘪三朋友大喝一顿;输了钱,再去偷,去抢,去卖水果。
    后来,杜月笙干脆扔掉水果篓水果刀,领着一帮小瘪三做起“抛顶宫”的勾当来。
    “顶宫”是流氓称帽子的黑话;“抛项宫”就是趁行人不备,抢走他头上的帽子。
    在这个行当上,杜月笙又练出了一手好功夫。他跟在一个人后边,到熙熙攘攘的地方上前一挤,对方头上的礼帽便不翼而飞,到了他的手里,接着转身一扬手,那顶帽子就像如今青年人玩的飞碟一般,掠过行人头顶,十分准确地落在十丈远的一个同伙手里。动作的干脆利落堪称一绝。几只“顶宫”到旧货摊上一转手,便有几块银圆进帐,小兄弟几个,可以吃喝几顿了。
   杜月笙有一种天生的性格和气质,那就是豪爽,讲义气。这是他在十六铺立足的最大本钱,也是他越来越混得开的不二法门。甚至可以说,他这种义气是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杜月笙的最大秘诀。哥们讲义气,这是黑社会的基本信条,怎么到了杜月笙这里就与众不同,值得大书特书?这也不奇怪,同样的水果刀,在别人手里不过是水果刀,但到了杜月笙手里,却是花样层出不穷的绝技,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讲义气不难,难得的是将这义气贯彻到底,而且纯出乎自然,不落痕迹。杜月笙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快成为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争相结纳的兄弟。
   他没有钱,但他决不吝啬自己的全部家当,愿意和所有的兄弟分享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他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就只能同叫化子一起睡鸽子笼、孵咸鱼桶,自小的流浪生涯使他为人非常四海,倘若有哥们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有两角小洋,即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来给他,爽快地说一声:“你拿去吃饭去,以后有钱了来救我!”他决不告诉人这是他唯一的两个银角子,因为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要。于是他往往这样挨一夜饿。
   杜月笙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决不可一天不赌钱。如没有赌资,就拿了同伙仅有的衣服去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他不会让哥们没衣服穿,他会让同伙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睡大觉,直到朋友捞到钱来“救”他。杜过三十岁生日,他几个哥们兄弟每人凑了一块钱,准备晚上打牙祭,也为他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做个生日。不料到了下午,杜月笙就把这几块钱输了个精光。他光棍一条,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对谁都不负什么责任,所谓“有命上梁山,无命摔下来”,就是这样的光棍泼皮心态。说的难听一点,是无赖,说得同情一点,何尝不是一种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怆。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之一,酒鬼刘伶就是这种潇洒豪放之徒,不过刘伶嗜的是酒罢了,而杜月笙嗜的是赌。象杜月笙如此嗜赌,他的朋友是不会来劝他的,所以他就沉迷于此道,不能自拔。
   杜月笙二十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换了朝廷。杜月笙的生活好像也有了新的轨迹。大约在此前后,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相中,做了一段烟花间的杂役,日常时间替妓女拉皮条,给嫖客跑腿。靠山吃山,杜月笙在烟花巷里自然练就了吃喝嫖赌的诸般技艺。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经大阿姐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哥们,这就是以后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顾家世居上海赵家桥(今常德路一带),他本人原来是哈同花园的花匠,外号“花园阿根”。他擅长拳术,善打架也敢打架,与高鑫宝、叶婥山、芮庆荣并成为“四大金刚”。此人后来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置有很多房产业,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建有叫“佳庐”的花园洋房,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金陵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还拥有百多幢弄堂房子,因而他有个外号——“沪西半边天”。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和杜月笙结识的顾嘉棠,还是和杜月笙一般的街头混混。
   但顾的营生比起杜月笙的水果事业和烟花间侍者来说,刺激得多,也来钱得多,那就是贩烟和抢烟行当。这恐怕是旧上海独一无二的一个行当了。当时的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一方面英国等老牌“毒贩子帝国”利用控制的租界将印度产的鸦片输入中国,一方面,内地的各地土军阀千方百计强迫治下的人民种植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上海等地。上海滩上烟馆(叫“燕子窝”)、土行林立,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抢烟的匪徒也就应运而生。一些“燕子窝”老板和烟土商为了避免烟土被抢,就出高价雇佣一批有实力的帮会人员做保镖,顾嘉棠即是入了保镖这一行。
   自从和顾嘉棠攀上伙,杜月笙又多了一条财路,那就是抢土(鸦片烟)。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杜月笙得到线报的话,杜月笙便率几个精干的兄弟一哄而上,拉住燕子窝里接货的伙计,威胁人家:“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识相点让让路!”如此那些小伙计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将烟土抢了去。
   杜月笙在白相人中间以善出点子著称,兄弟们罗掘财穷了,自然会想到找月生哥“讨生活”。杜月笙虽然自己还是依然潦倒,但对比自己还困顿的兄弟,总是格外照顾,为他们找财路。不过,他这时候远不能如他发达时手眼通天,出的主意也只能是鸡鸣狗盗了。比如那时节街头白相人弄钱的手法,不外乎“抛顶宫”、“拆梢”(借端敲诈,勒索钱财),诈骗老实旅客和过往农民,但杜月笙自从入了行,就有新点子。他有个拿手好戏就是乘夜里去新开张的店铺子摘牌子,第二天再去上门“做好人”,说是捡到了牌子,还给人家,人家当然得好好打发以消晦气。或者唆使几个兄弟在店家门口打闹,装出一副兄弟火并的样子来,手里还拎着屎尿袋子互相扔,当然不会扔到自家人身上,往往扔到店铺里或者店铺前,结果店家只好出钱消灾,让各位英雄另择校场再决雌雄。于是各位剑拔弩张的英雄再去择另一家店铺面前去“决斗”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入了青帮,正式成了“在帮”的白相人了。
  
   如果要明了杜月笙的传奇生涯而不了解一下青帮、洪帮的来龙去脉,那真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杜月笙一生最大的权势是建立在青帮帮众势力上,他一生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宏大“抱负”,也是因为他的帮会出身。可以说,没有青帮就不会有“海上闻人杜月笙”。而要说清楚青帮的故事,就先得从洪帮说起。
   甲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政权被颠复。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与大臣将帅结义为异姓兄弟,部卒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后,非常重视以沿海各省作为桥梁,达到进攻清廷恢复明朝的目的。他派盟弟蔡德英等五人及其军师陈近南偷偷潜入清军占领区,谨慎地发展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共分为两路,蔡德英在东南几省发展,称洪门;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意。
  光绪初年,孙中山与郑士良在檀香山立“致公堂”算是洪门一支。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迎接和协助,又得到司徒美堂作他的义务保护人员。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便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安良支堂”或分堂。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陶成章在浙江策动九龙山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又有加入“光复会”的。
   “汉留”鉴于“洪门”受清朝严密防范,便以创立礼门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为掩护,这是清朝允许的。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扶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其政治目的都是反清复明。清代康、乾年间。北道上的响马镖客都是“洪门”、“汉留”的成员。河间府的窦尔敦,就是一个“汉留”支派首领。黄三泰、黄天霸父子指镖借银、李家店比武,使用丢头一字暗器打伤窦尔敦,后来当了清朝武职,专门与江湖绿林弟兄作对,成为支派的叛徒。这些故事都是京剧里面耳熟能详的剧目来源。碰巧,杜月笙是有名的京剧票友,在上海滩上就是一大“名票”,他最喜欢最拿手的就是“落马湖”,讲的就是黄天霸。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洪门”的政治目的已达,“汉留”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各省“洪门”、“汉留”除在沦陷区内秘密活动外,大部集中在川、黔、湘、陕、甘、青、宁等省公开活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都大量参加。当杜月笙抗战时期“转进”到四川和西北的时候,他的势力仍然可以延伸到内地,就得益于他的铁哥们四川袍哥大佬范绍曾的大力支持。
   青帮的成立,和洪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青帮原来全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和“反清复明”对着干的。但青帮后来的成员绝对不承认自己宗旨是“安清”,相反,他们对自己帮会来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话说回来,这些关于洪帮、青帮起源的故事从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论的,所以也只能姑妄听之。且说郑成功组成洪门以后,曾派翁宕,钱坚、潘清三人到北京坐控清朝消息。一说翁被清廷查获,叛降清廷。潘清坚持继续组织“安清帮”,以“安清”二字迷惑清廷。但也有说法讲这三人结拜兄弟,始终患难相共。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开办了南米北运的漕运,需要一大帮粮船水手,这三人在朝廷的准许之下召集水手,组织帮会,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帮改天地会的弟兄叙义为师徒相传,并定辈份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据说是晚清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二人参加后,由他二人续添上“大通悟学”,凑成二十四个字辈。清亡后,又兴第二个二十四代。再后又兴第三个二十四代。“青帮”以替清廷在运河运粮为掩护,因此受到清廷笼络,在沿运河的江淮各集镇分立码头,并以六品官职为码头官,以码头官收徒,老年时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称为“关山门”,传师位于继承人。传师位之后,老师就不能再收徒弟了。太平天国时,“青帮”曾大量供给太平军有关清兵的情报。
   清末河工废弛,运河堵塞,政府无钱疏浚,只好发展海运,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其中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
   民国初年以来,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对帮中前辈的称呼),如此辈分的老头子加起来也就十几位,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王德邻,刘登阶,曹幼珊、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很难说是“流氓头子”,象袁克文是袁世凯最喜爱的二子,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望很不错,为人也算正派。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辈的青帮成员在掌管。当时叫得响名号的通字辈有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金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杜月笙是通字辈以下的“悟”字辈,按辈分得称上面这些人为爷叔的,可是,这些通字辈的狠硬角色,后来却全都是杜月笙帐下的左膀右臂,他们“辅佐”杜月笙,甘愿为杜月笙所用,根本顾不上什么辈分不辈分。这就是杜月笙过人之处。这是后话,先来看杜月笙入的是何人门下。
   说起来有点辱没了杜月笙的天赋,杜月笙的“老头子”却是个街头行骗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陈世昌。什么叫套签子呢?当年上海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档及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在那儿手拿三根一头各涂着红、黄、蓝的竹签,向行人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自先一种颜色来套,套中赔钱;又或套着下面红色的一根,便可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这是青帮的一种赌软子骗钱把戏,而陈世昌原来拜师的那个歪嘴阿六便是干这种营生的。陈世昌自己混来混去并没混出多大名堂,却因有了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满上海滩,后来杜月笙发达后,更把他养起来,“以报师恩”。杜月笙开馆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馆”,每年供给陈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签子了,也免得丢杜月笙的“人”。而且每年过年杜月笙会请陈世昌到杜家聚赌,所得抽头全部归陈世昌,陈世昌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会儿这两万五千大洋又败光了。陈世昌爱子心切,又包羞忍辱来求杜月笙,杜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然而,这陈世昌的儿子实在会败家,不到十天,这些钱又胡花海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从杜月笙对陈世昌一事来看,他待人有个常人难及之处,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对不嫌弃自己出身低。凡是曾经对杜月笙有恩的,他后来都一一报答。他深明混江湖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抬人,人捧人,要想得到别人捧场,就先得捧别人的场。
   不几年杜月笙进了黄金荣家给黄金荣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黄金荣老婆桂生姐叉麻将赢了两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赏了他两千元。这是迄今杜月笙生平见到的最大一笔横财了,他如何处置这一笔意外之财?他揣着这两千大洋,找到原来在十六铺落魄时的一帮哥们,每人几十上百个白花花的银元送了出去,他还特意找到原来当差的水果店,将原来自己弄下的亏空金额两倍补上,请这些老哥们一起下馆子海吃了几顿。
   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生路的黄和祥,他后来的回报可以说惠及黄的子孙后代了。杜月笙开祠的时候,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正是最风光的时候,这时候黄和祥也来参加典礼,杜月笙见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黄和祥,一星期后到华格臬路他的公馆,有要事相商。黄和祥依约前去,杜就当场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钺匙全部交给黄和祥,要黄立即任他的总帐房,这个重要的心腹位置,黄一直做到中风而死。黄死后,这个总帐房的位子,又传给了黄和祥的儿子黄国栋,由黄国栋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旧,这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事。虽然他后来成了体面的“绅士”,但绝对不敢看不起象他当年一样在街头晃荡的白相人和瘪三。
   当初杜月笙在十六铺的时候,别人总叫他“莱阳梨”,他对自己这个叫得响的诨名很是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向他要钱时,还是不免怀着快乐而戏谑的心态当面向他大叫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常常是这样:杜月笙和几个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马路一带妓院吃花酒,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杜的车牌号77777,上海滩上最风光的一个号),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候钱给的少,这些人便扯开了嗓子大叫:“莱阳梨,多给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这样才能把这些瘪三打发走。看看陈涉如何待当年兄弟,两相对照,杜月笙之为人处世还是颇为可爱。
   杜月笙削水果这一绝艺以后还保留着。张绍曾和杜月笙交情极密,当只有张绍曾、杜月笙、顾嘉棠几个贴心朋友时,顾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随手拿起一只水果送到杜月笙面前,叫他削,杜月笙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没有丝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给人家削水果的感觉。他也取笑顾嘉棠,往往看到顾嘉棠进来,就笑着呵斥他,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了,因为顾嘉棠原来是个花匠,两人出身一般的低贱。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这种小打小闹的玩笑,多少带着点温馨的回忆,回忆当年一起度过的穷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后,杜月笙和顾嘉棠表面上是主仆关系,但他们其实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生死之交,两人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在外人面前,顾总是装出对杜恭恭敬敬十分听话十分伏贴的样子,而两人私下里则无话不谈,情同鱼水。杜也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对顾说一句重话。据说,蒋介石对杜月笙,有时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顾嘉棠。在正式场合和有外人在场,蒋介石绝对不苟言笑,对杜月笙这些出身底层的帮会人物不假辞色,但私下里三两个人的时候,对杜月笙则“月生哥”叫得亲热。而杜月笙呢,表面上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必恭必敬,但背了蒋介石则对蒋也不那么恭谨了。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过的都是双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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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
  
   黄公馆是黄金荣的公馆,在上海麦高包禄路钧培里(今龙门路),杜公馆在华格臬路216号。杜公馆的这栋豪宅,其地皮是黄金荣赠送的,地面上起了两座公馆,西边的一座送给了杜月笙,东西一座212号送给了张啸林。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坐汽车不到二十分钟。但杜月笙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却足足走了十多年。从黄公馆到杜公馆的这条路,就是杜月笙演绎旧上海传奇的大舞台。
   1907年8月的一天,经过陈世昌的介绍,由陈世昌的同辈兄弟,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乙接引,杜月笙到了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黄金荣(1868—1951)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而且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在当时是有名的“大亨”。黄金荣因为破了几桩轰动一时的大案,深为法租界当局看重,职务一升再升,他担任法租界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六十岁大寿之后,才退下来做顾问。借着自己在租界的声势,他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尝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几乎全是他开设的。
   杜月笙初进黄公馆,就如同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一般,每走一步都踏着小心。他最初只能混在佣人中间,干些杂务,住在与灶披间相联的小房间里,进出都得走后门。生活虽然安定些,用不着每天为找吃的发愁,但他也不可能每天睡懒觉了。他既然下了从黄公馆出头的决心,这些暂时的拘束倒也能忍受。他收敛起原来的种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交结各色人等,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很快,他就赢得了黄公馆上上下下的好感,人间人夸,都说他“蛮灵格”(上海方言,即很灵活,很不错之意)。因此,黄金荣也间或叫上杜月笙跟他到聚宝茶楼去。
   东新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是黄金荣开办的。黄金荣是个跨黑白两道的人物,正式身份是法租界的督察长,但实际上他还是上海滩上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之一。他自称是青帮“在帮”的老头子,但实际上他只是个“空子”(青帮行话,帮外人员),根本没有正式参加青帮组织,因为他没有“老头子”。当时上海滩的大字辈人物本就不多,黄金荣居然宣称自己是“天”字辈,意思是比大字辈还高一头,在上海滩借着青帮的行头和名号自成一派,将青帮的规矩根本不放在眼里,可见其熏天气焰。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青帮人物对这个冒充青帮大佬的人物奈何不得,不得不和他敷衍往来,因为他有法租界的法国人撑腰,实力雄厚,而且手下已经网罗了一大帮门徒,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二十年代中后期。黄金荣的势力开始衰落,青帮一些坚持“家规”的人就不断给黄金荣难堪,比如写恐吓信等等。最后,黄金荣眼看自己大树将倾,不得已送了两万大洋给当时寓居上海的大字辈老前辈张仁奎,拜张仁奎为老头子,算是解决了自己尴尬的身份问题。
   青帮和洪帮这些江湖帮派规矩很多,但这些规矩中除了师徒规矩是重头戏以外,解决门户冲突和兄弟纷争是一个不小的节目,后者就是所谓的“吃讲茶”。“吃讲茶”也叫“斩人头”,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吃讲茶”之风便已在上海黑道之中盛行,以后延续数十年,形式多样。一般形式是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楼备下香茗或丰盛宴席,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并颇享信誉的人物居中调停,但也有不请中间人的。如果双方一番唇枪舌剑后达成妥协,言归于好后,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茶碗一饮而尽,然后碰杯喝酒,以示了结。“吃讲茶”的花费一般是对半开或由理亏的一方拿出。如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以刀光剑影论是非,甚至有性子急的当场在茶楼便举刀操斧,翻桌碎碗,拼个你死我活。战败的让出地盘或财产,并赔偿茶楼损坏的物品;有的则约定时间、地点、人数决一雌雄。结局当然是江湖老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双方无论死伤多少,决不告官,如告官则会立即被整个黑社会视为不“吃硬”的败类。晚清时,尽管各茶馆均悬牌大书“奉宪严禁讲茶”,但如真有流氓帮会前来“吃讲茶”,则只能默认,甚至提供方便。久而久之,十六铺有不少茶肆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吃讲茶”地点。黄金荣开办的“聚宝茶楼”,则恐怕是“奉宪专办讲茶”的地方,不过这“宪”是来自黄金荣这个“天字辈”的督察长罢了。黄金荣每天上午都要到聚宝茶楼“喝茶”,这时候一些混迹街头的“包打听”就会热乎乎凑上来,告诉他最近探得些什么消息,也有来求“黄老板”出面排忧解难的,这就得花银子了。当然,黄金荣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保护费。
   杜月笙口齿虽不大伶俐,但察言观色非常老道,加上身手敏捷,动作利落,给黄金荣提皮包久了,渐渐地深得黄金荣的赏识,开始接近黄金荣的权力圈子的核心了。
   杜月笙不仅得到黄金荣的看重,更得到黄公馆的半边天,黄金荣老婆桂生姐的青眼。老上海都知道,黄公馆虽然姓黄,但真正的主人是桂生姐。桂生姐叫林桂生,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嫂嫂”,她是黄金荣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压寨夫人”。有一回,黄金荣单枪匹马,跑到苏州府衙门一位捕快朋友家中办交涉。那位捕快是个温吞水,遇事畏首畏尾,极无出息。相形之下,桂生姐看中了黄金荣,因为林桂生本人虽长得矮小,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所谓“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臂上跑得起马”的人物,她相中黄金荣,就跟了黄金荣跑到上海,那时候黄金荣还在捕快的位子上往上爬哩。据说,黄金荣后来爬得这么快,这其中桂生姐出谋划策与力甚巨,所以黄金荣对桂生姐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黄公馆内信迷信,老板娘病了,便要选派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守护,因为他们头上有三把火,阳气足,可以镇邪驱妖。守护病人是桩苦差事,日夜不能离身,没人愿干。杜月笙倒当仁不让,担起了这个担子,并竭尽全力把它干好。旁人陪伴老板娘,只是守在身边不离开。杜月笙却不然,他不但牢牢地守着,而且全神贯注,耳到、眼到、手到、脚到、心到。只要老板娘有什么需要,口一张他就跑去替她办好,为此真正做到了“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久而久之,桂生姐对杜月笙刮目相看,既看重他手脚伶俐,又感于他的一片忠心,决心好生拉他一把。病愈之后,她常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夸杜月笙是个有福气的人,说他额骨高,运气好。
   如果光是靠伺候人来收买人心,那么杜月笙终其一生恐怕也不过是个大管家式的人物,不会有什么自立山头的机会了。然而,杜月笙的手腕和魄力不久就显露出来了,让黄公馆的人对他的能力暗自佩服。
   黄金荣当时的收入,大笔的来源来自贩卖烟土和抢土,他手下养着一帮子这样的人。但黑吃黑吃得多了,就是大名鼎鼎如黄金荣,也有被人“黑”掉的时候。有一次,已是夜深更静之时,黄公馆里闯进一个气急败坏的人。他一进大厅,就大声嚷叫,说是已从一宗货色里弄到一只大麻袋,交给一个姓刘的雇人拖到黄公馆来。哪知道断后的人都到达了,那运货的却还不曾到。他估计是路上出了岔子,请桂生姐赶快派人去查。桂生姐一听脸色大变。因为黄金荣正好外出有事,而黄公馆的几个平时负责动刀枪的都随之而去,而涉及烟土的事情,向来是刀口舔血的事情,一般的小伙计没有这么硬的肩胛骨去承担。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计从何出。这时候杜月笙不声不响走出来对桂生姐说:“老板娘,我去跑一趟吧!”桂生姐颇为意外地瞪了他一眼,深深点了点头。于是杜月笙神情专注地问清了运送麻袋所走的路线,便向桂生姐借了一支手枪,裤腿边又插了一把匕首,头也不回,冲入夜色之中。
   弄堂口有熟人拉的黄包车,杜月笙跑过去跳上一部,地方也不说,开口便叫车夫快跑。黄包车在街上飞跑,杜月笙坐在车上动脑筋盘算:既然这人敢于黑吃黑,那么不是来头大得可以和黄老板叫板,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想着自己不起眼可以钻个空子,如果是后者,那这人决不会飞蛾扑火呆在法租界,因为这是黄金荣的地盘。但是,现在他也不敢在黄浦滩上满街乱跑,因为带一麻袋烟土,一来太扎眼,二来跑也跑不动,此人必定正在慌忙找藏身之处,不可能跑远。此外,上海县城一到夜晚便四门紧闭,偷烟土的人进不去,法租界他又不敢来,那么,这个贼肯走已经赶往英租界了。于是杜月笙便立即吩咐黄包车夫:“快点,往洋径浜跑!”洋径滨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接界处的一道小河沟,滨南是英国地界,洪北是法国地界。一路上杜月笙睁大眼睛,从暗黑中搜寻可疑的人影。猛地,他发现前边有一部黄包车,正缓缓向一条胡同拉去。他估计这车里拉的就是那个偷烟土的人。因为一麻袋烟土有一百多斤,再加上那个偷烟土的人,拉车的人力气再大也跑不快。他捏紧了枪,悄悄地叫拉车的加快速度,抢到他们前头去。他们的车刚刚超过那辆黄包车,杜月笙就一纵而下,将枪口指着那人,平静地说:“弟兄,你失了风!快下来吧!”那个偷烟土的人,吓得魂飞天外,想跑吧,面前是只沉甸甸的大麻袋。更何况,拉他的那个车夫已吓呆了,脚步虽已停止,车杠却仍牢牢抓在手里,于是那个人一团瘫软,急切间无法下跳,呆在车上竟傻了眼。杜月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他已经明白,此人手中无枪。否则,他会搂头放枪,不会傻瞪着眼了。于是,他把那人放到一边,去劝那个车夫:“朋友,没你的事,现在请你帮个忙,把车拉到黄公馆去,我赏你大洋。”那车夫一听是黄老板的人,加上有银洋赏赐,怎敢不听,于是,掉转车头就往黄公馆拉。那个偷烟土的人却慌了神,连忙哀求杜月笙,请他高抬贵手,把他放走,留他一条生路。“你是说你只要命,不要财?”杜月笙问道。“是的是的,务请你老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我家中还有七十岁的老母……”那人赶紧答道。“那就不用我帮忙了,横财虽然发不成了,性命还是保得住的。桂生姐当然会骂你一顿,骂过之后,你从此离开黄浦滩,她就不会为难你了。”那人无法,只得同杜月笙进了黄公馆。听到杜月笙将那位胆大包天的偷土贼人赃俱获地抓回的消息,桂生姐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来,去迎接这位大功臣。杜月笙却装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也不说,只轻描淡写地报告说:“托你老的福,东西追回来了,人在客厅里,听候老板娘的发落。”
   经此一役,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急遽飞腾,迅速窜升到黄金荣的心腹地位了,尤其是,桂生姐对这位文质彬彬而不居功自傲的年轻手下引为知己,倚重他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桂生姐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印子钱(高利贷)也由杜月笙经手。杜月笙越加谨慎,对桂生姐交代的事情,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打点,让桂生姐事事放心,处处畅意。
   杜月笙原来在水果行里被开销了差使,一是因为不务正业,二则也是常常动人家钱财。现在他有机会接触到私家钱了,却绝对不敢动半点花花心思了,此一时彼一时。
   黄公馆里当差的人,除了那些正经的佣人外,一帮子跟班门徒都没有工钱可拿,除了逢年过节或是老板喜事临门有红包打赏,没有别的正经进项,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钻进黄公馆,所为何来?原来,这些人到黄公馆来并不是指望着黄老板开工钱。“黄公馆”这三个字本身就有极高的含金量,是一块金字招牌,来黄公馆求黄金荣的人,少不得交纳一笔引见费,这笔钱是由黄公馆上下各等办事人员分享的,如果是拥有生杀大权的管家级别的人物,单是下面每月的例规孝敬银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有些人事情特别棘手重要紧迫,那还得额外付出一笔给说得上话的人,希图能在黄老板耳边吹吹风。
   杜月笙已经可以在黄金荣面前说得上话了。但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为自己说话。他为别人说话,也决不受人家钱财。他后来发迹之后,对自己的心腹说,别人送钱求你办事,都是事有紧急,表面上笑眉顺眼,千恩万谢,又有几个看着你把钱收进去不在肚子里骂你祖宗八代的?相反,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从心眼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可是多少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有钱?
   可是,日久才能见人心,杜月笙为了人心不愿收受人家的例规钱,他现在又不能再去卖水果,所以进来黄公馆的杜月笙表面上风光得很,其实照旧囊空如洗,日子过得比原来混迹十六铺好不了多少。一身青布裤褂每天穿每天洗,在黄府上下的林罗绸缎中特别扎眼。这些看在桂生姐的眼里,不免纳闷。
   终于桂生姐明白了杜月笙的苦衷,对他更加赏识了。于是和黄金荣商量,放杜月笙出去,将杜由跟班提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所谓负责赌场,并不是要杜月笙直接去经营——赌场的经营自有其人。杜月笙的称号是“抱台脚的”,也就是为赌场当保镖,保证赌场有一个“良好外部环境”。为此赌场经营者每月得给杜月笙一笔几十元的“长生俸禄”。 “俱乐部”赌场每场输赢万元以上,采取见十抽一法抽头,抽头的大部当然归入黄金荣的腰包,杜月笙是碰不到的。
   杜月笙在这个赌场里大显神通,充分展示了他的运作手腕和灵巧心思,将这个赌场办得十分红火,很快成为法租界最大的赌场了。其实,如果不是经营赌场的话,杜月笙这些运作手段真的可以说是出自企业家的天才。
   当时上海的租界颇有特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藏污纳垢之所的,但这两个租界外国主子却要遮羞一下,公开反对烟赌毒等黑社会营生在租界落地生根,但实际上,对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妙的是,他们两家睁的眼闭的眼还不一样:法租界公开“禁烟”,英租界公开“禁赌”,所以两个租界的黑社会“经营范围”和“侧重点”就大有不同,法租界赌场生意兴隆,而英租界烟馆林立,法租界的帮会“抢土”,英租界的帮会“护土”。不过这是1920年以前的事了,这一年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出于国际压力,终于不敢再老着面皮当毒贩子,英帝国加入了国际禁烟组织,英租界也开始禁烟了,于是法租界的帮会就向英租界的燕子馆敞开了怀抱,也开始护土了。
   现在先来看杜月笙做赌场时的精明手段。当时的赌场都被两个同样的问题困扰,就是“剥猪猡”和“抓大闸蟹”。所谓“剥猪猡”,是帮会切口,意指抢劫单身过路行客。当时赌场一般都是晚上花灯初上时开始渐入佳境,到月朗星稀的时节才收摊打烊,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有些精力不济的赌客,赢得钱也不顾“月黑雁飞高”就急忙忙往回赶,结果在赌场附近就被一些专门伺候着的瘪三逮个正着,剥了“猪猡”。这样的事情,赌客最怕,赌场也怕,因为长此以往赌客不敢临门了。所谓“抓大闸蟹”,就是租界巡捕来抓赌。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然已经被俱乐部收买了,不会来“封门”,但隔段时间为了敷衍舆论(尤其是有人举报上门的时候)还得往俱乐部“串门”,收拾几个赌客,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有如菜市场里卖大闸蟹,这样一来,一些好面子的赌客宁愿在黑馆子里晃荡,也不敢来俱乐部冒险。对这两个问题,多年来赌场都拿不出好点子对付,但杜月笙一上任就解决了。
   对于“剥猪猡”的,他凭借黄金荣及青帮势力,一一找到那些专干“剥猪猡”营生的头目,吃了几趟讲茶,商定由公兴俱乐部每月从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到公兴附近“剥猪猡”,至于到别的地方剥,由得他们,杜某人不挡人财路。
  对于“抓大闸蟹”的,杜月笙也有办法,他和法租界巡捕房(还不就是黄金荣黄老板的手下?)谈妥了,巡捕房“只抓前和,不抓夜局”。赌场行话,日场称为“前和”,夜场谓之“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所以保证“夜局”的安全也就保住了主要客户。而且,巡捕白天“扫场”,威风八面,官样文章做的十足,何乐而不为?况且,杜月笙对巡捕房的工作十分“配合”,专门安排若干流氓瘪三兄弟在“前和”场内等着巡捕来抓,以免巡捕“误抓”了正经赌客,因此。日场的赌客也大可放十二个宽心来尽兴。对于那些被抓的弟兄,抓了当然不会“白抓”,他们在捕房里可以很舒心地呆几天,然后不声不响地放出来,向杜月笙那里领份子钱。
   如此一来,巡捕房,赌客和俱乐部,皆大欢喜,各取所需,赌场生意日渐兴隆,盈利直线上升。黄金荣笑得一张麻脸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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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烟赌不分家”,就如同“烟酒不分家”一样,因为着两个行当利润都极为丰厚,抓了一行就止不住插手另一行。黄金荣本来是暗地里干着抢土勾当的,杜月笙崭露头角之后,帮着黄老板把这个抢土的生意做的风风火火,蒸蒸日上。   
   上海滩进口鸦片的生意掌握在外国的四大洋行如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新康洋行和台惟洋行手里,而批发和零售鸦片的大宗生意则掌管在广东的“潮州帮”手里。“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保密严格,但毕竟纸包不住火,上海滩头那些地痞流氓,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从老虎口中抢食。于是,在上海滩头就天天发生“黑吃黑”、“抢土”、“窝里反”的神秘恐怖案件,令上海人闻之色变。抢烟土,无须打家劫舍,而是去钻烟土巨商的空子,瞅空挖它几宗货物。鸦片烟由远洋轮从海外运来,为避开从吴淞口至英法租界码头一带的重重关卡,必须先将违禁的鸦片卸下。这些做烟土生意的精明非常,他们要等到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才一声令下,将一只装满烟土的麻袋往水里手。这时,只见岸上船上,手电光一闪一闪的,互相传递约定的信号。这些装着烟土的麻袋都浮在水面上,体积大,目标显著,被涨潮的江水一只只推送到岸边。这时,等候在岸边或潜伏在舢板中的打捞高手,利用竹竿挠钩,一只只钩上岸去。一只麻袋钩到手,即等于有巨万银洋进了腰包。这种到黄浦江里钩烟土的“生意人”叫“水老虫”,水老虫的老大姓高。还有陆路上剪径,“霸王硬上弓”抢土的。上海滩江面宽阔,地区辽远,英法租界和华界,地面相错,互不相管,各有各的势力范围。那些烟土商明明知道被人劫走了烟土,但也不敢高呼求救,报官报警,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当年上海滩上最厉害的抢土人物,前后共有16个,他们各以8人为一组,拥有无数徒子徒孙。这16个人,因为出现在抢土队伍的时间有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和“小八股党”,大八股党的首领是英租界的沈杏山、季云卿、杨再田等人,这“小八股党”的总头领即是杜月笙,据说他先是参加大八股党,到后来,威镇上海滩的“大八股党”也成了杜月笙的臣属。大八股党入道很早,因此不几年就过上了“体面”生活,手面豪阔,挥金如土。也正因为大八股党已经成了“求田问舍”的田舍郎,对每天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打杀杀的生活不太上心了,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他们纷纷或明或暗,急先恐后地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水警营和缉私营,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他们采取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中的办法,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甚至还有的担任了这两个“肥”营的营长之职,彻底地控制了这两个缉私机构。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私贩鸦片,并且化暗为明,公然出面向烟土巨商大量收取所谓的保护费。而潮州烟土帮的阔佬们也无不欢天喜地,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不把法租界的黄老板放在眼里。首先是因为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有限;其次是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都开设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很少有烟土栈。他们认为即算有些法租界的朋友来抢几麻袋烟土,发一笔小财,和他们成千论百,大来大往比起来,无异是癣疥小疾,微不足道,只要通黄金荣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沈杏山在英租界也是跺跺脚颤三颤的人物,因此心想,黄金荣不会不买他的帐。可他小看了黄金荣的胃口。
   1918年左右,黄金荣开始让杜月笙代表他处理鸦片业务,第一年在香港,第二年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上的一个大鸦片行担任经理。随着杜月笙对鸦片走私涉入越来越深,他控制鸦片走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肯再甘居大八股党后头拣零食了。在黄金荣的支持下,杜宣称他的手下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并且煽动法租界的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造反”,因此杜月笙的小八股党和大八股党火并得很厉害。19年1月17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杜月笙看出,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后,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必将宣布禁烟,“潮州帮”烟土商所开设的大土行,既然在英租界无法存身,必然会改迁他处,上海滩只有法租界敢继续收容这些烟馆。因为法国人只要钱,对于烟土走私,历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潮州帮”的大土行统统搬入法租界,将会给法国人带来无尽的金银,此等好事,法国佬有何不为呢?黄金荣也心动,想把英租界的烟土生意完全揽到法租界来,就可以坐地分赃了。于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法租界的势力和沈杏山等英租界的势力约好“吃讲茶”,解决地盘问题。在倚虹楼最好的雅座里,黄金荣请沈杏山赴宴。
   据说,这次讲茶喝出火来,双方差点当场火并。说是黄金荣出了电梯,劈面见了沈杏山,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沈杏山眼冒金星,回过神来就要动手,被他的手下死命保住,他手下连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说黄老板您请先回,我随后来登门拜访。这位手下果然第二天登门拜访,和黄达成协议,并且将一辆崭新的汽车连同司机一起送给黄金荣。
   沈杏山斗不过黄金荣,而且手下也不愿为他卖命,所以在1923年左右,将法租界的护土生意拱手让与黄金荣。为了怕黄金荣斩尽杀绝,有段时间还离开上海滩,不敢露面。不久,黄金荣,杜月笙和金廷荪等人合股成立了三鑫公司,这个公司对外宣称是开发房地产,实际上是包揽烟土贩卖生意的烟土垄断公司。公司的幕后老板当然是黄金荣,但黄因为公职在身,当然不便公开出面,所以实际拿主意的是杜月笙,经理是金廷荪。金廷荪是浙江宁波人,精明强干,极会理财。他进黄公馆的门要比杜月笙早,很受黄金荣的器重,他与杜月笙,都是黄金荣身边的心腹大将。杜月笙是武脚色,金廷荪则始终是个文角色。他心思机敏,算盘子打得既精且狠,是黄公馆唯一的理财家。后来,张啸林加盟三鑫公司,使得三鑫如虎添翼,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
   上海滩有所谓帮会势力的三巨头之说,就是说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这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帮门徒死党,但三人又互相称兄道弟,表面上看好得穿一条裤子,所以上海滩的铁三角就是这三个人鼎起来的。
   张啸林是杭州人,在杭州名气相当响亮。他其实开始的时候还是个读书人,肚子里也有几点文墨,不像黄、杜出道的时候斗大字不识。年轻时入过浙江武备学堂,后来退学。他当过绸缎织造工,不过经常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各机房的老板拿着他头痛,暗中串通,谁也不招他做工。张啸林断了生计,便带了几个小流氓,专门以诈赌骗钱、刨别人的腰包为生。辛亥革命以前,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命案。他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躲在一个当巡官的朋友家里。辛亥革命后,他打旗人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继续独霸一方。他早先到过上海,托人引路,与黄金荣见过一面,没与他交往。
   但二十年代初期,张啸林重返沪上,打算来大干一场。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当时浙江军阀卢永祥由淞沪镇守使上任浙江督军,卢系大将军何丰林继任淞沪镇守使,刘春圃任淤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这些人都与张啸林有很深关系,而浙江省省长朝阳是他浙江武备学堂的铁党。这些人在台上,无异于是给他指明了一条路:赶紧到上海去插手鸦片走私,好好捞他一把。当然,他也懂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而且他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自忖自己绝对不能在上海滩另开码头,唯有争取黄老板、杜月笙的合作,于是就来拜码头了。黄金荣开始看他不上眼,而杜月笙则从他的言谈中看出他的背景深厚。于是,杜月笙劝黄金荣重用张啸林。他说:第一,张啸林会说普通话,对于官场交际应酬,有他自己摸出的一套,用不着搭架子。第二,张啸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北洋第三镇出身的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继任的淤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心腹大将,何丰林手下的军警要人,皆为浙江籍。如请张啸林去与之联络,必定合适。经杜月笙这番分析,黄金荣对张啸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为他正要找一个能与浙籍军阀沟通的人物。三鑫公司成立之后,独占了法租界的烟土市场,接着又吉星高照,英租界宣布禁烟。这时候的黄金荣、杜月笙已牢牢地掌握了上海的烟土事业。但是,在他们面前,还有一重关口,有着无限隐忧。
   黄金荣、杜月笙的势力,到二十年代初已经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处市面,但在法租界以外的华界和英租界,他们办起事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不能一手遮天。对贩卖烟土一行来说,环节众多,哪个关节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然就“人赃俱获”被人家截断财路。自吴淞口到龙华而入租界,这一条长长的烟土人港必经之路,都是淞沪镇守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乃至各级队伍,虎视眈眈,稍一逆拂他们,便要受制。这个关键若不打通,运输方面说不定还要走“水里抛、顺江流”的老路,要担风险不说,还会经常出现抢土事件,严重影响收入。杜月笙见到张啸林在华界是个通天人物,便有意倾心结纳,他说服了黄金荣后,立即找张啸林聚谈,并把张引为生平知己,从此两人成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亲密搭档。张啸林既已入了杜、黄一伙,又领了杜月笙的大笔交际费,便去找卢永祥、何丰林,促成了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这一来,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一帆风顺。
   其实三鑫公司并不直接去产地购买鸦片。它所作的“工作”,只是护送鸦片,保证鸦片运输的安全,因此它等于一个无所不能的“鸦片保险公司”,凡是运销上海租界和华界的鸦片,都得有三鑫公司在鸦片烟土上的盖戳才能入市,各鸦片烟馆售卖的鸦片,只能从三鑫公司进货,一百元的鸦片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保险费”。当然,鸦片如果被抢,三鑫公司也得照价赔偿。因此,鸦片馆货源有保障,经营也安全。不过,这些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也要交上一笔钱。甚至三鑫公司还根据烟馆烟枪数来“抽税”,一根烟枪一晚多少钱,都得按时上交。仅此一项,三鑫公司的收入就很可观。
   三鑫公司自与军阀勾结,业务上自是一帆风顺,进展神速。可是到了1923年和1924年之交,突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过去,运鸦片的轮船是从长江中崇明岛的南水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起岸,沿公路运到上海的。但是,自从三鑫公司独占了上海的市场,“潮州帮”退居附庸地位,业务每况愈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汇合了黄浦滩上另一股力量,全力另辟运土新途径,企图东山再起,进而与三鑫公司抗衡。他们几经周折,选定了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拨运的驿站。这一来,大大影响到三鑫公司的业务。
  不久,江苏军阀与浙江军阀打起仗来。浙江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与其部下淞沪镇守使何丰林被打败而下野,上海成了江苏军阀的领地,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了淞沪。杜月笙、张啸林苦心联络的上层关系。靠山都无用了,而有心去另攀高枝一时也来不及。眼看黑货的来源就会断绝,因为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孙传芳的保护,原先堂而皇之的那条老路线,如今是决不敢再走了。这一下,把杜月笙急了个臭死。以前他有恃无恐,货到立即发售,从不考虑库存的问题,现在一经战乱,瘾君子们罗掘一空,上海大小上行,更进一步面临鸦片断挡的危险。贩卖鸦片的生意陷于停顿,除了黄金荣家底子厚,平常花费不多,金廷苏开销小,有点积蓄外,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见肘,囊中金尽,特别是杜月笙,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到这时,一分余钱也没有了。眼看又快到过年之时,大家日困愁城,束手无策。杜月笙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直转,因为他过去过一个年,花费要一、二百万,如今这场面要如何去撑持?张啸林穷疯了,硬逼着他的太太把头上、手上所有的首饰都去当掉。然而杯水车薪,这几个钱顶什么用。“小八股党”穷急了,到处打听消息。这一天,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会议员陆冲鹏手里居然有货,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上门去“借土”。这陆冲鹏是前清秀才,因废除了科举,便进了苏州法律专门学校。他是海门世家,有良田千顷,家中佃户,多达数千户之众。他手里怎么会有杜月笙都弄不到的鸦片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3年6月,直系军阀赶走了黎元洪。同年10年,曹锟以重贿当选为总统。次年10元,直奉军阀大战,直系大将冯玉祥乘机倒戈,回师北京,推翻曹锟,段棋瑞就任临时执政,任命各部总长,以李思洽为财政总长,并兼任盐务署督办。李思浩是段棋瑞的亲信,这次出任财政总长,面临一大难关,即军费庞大、财务极度困难。海军将士为索饷,竟将海军总司令部逼下了台。因此,段棋瑞和李思浩,千方百计想给海军筹付欠饷,终于获得了日本财阀三井的暗中协助。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个月向波斯采购鸦片500箱,由波斯运往上海销售,资金由三井公司垫付,所赚的钱,则交段棋瑞、李思浩拨付海军发欠饷。段棋瑞和李思浩喜出望外,但他们必须在上海找一个可靠而又有办法的自家人,亦即所谓的“安福系”人士作为这桩秘密买卖的总代理。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陆冲鹏。因为,一、陆冲鹏是“安福系”支持当选的国会议员;二、1920年直皖开战,段棋瑞下到上海,与李思浩等要人均住在陆冲鹏家避难。段、李将这项美差给他,多少有报答之意;三、陆冲鹏和上海的一些烟土商很熟。杜月笙还调查到,陆冲鹏接奉这项密令之后,便和广茂和烟土行签订了合约,由陆冲鹏代表段棋瑞临时政府签字盖章。双方约定陆冲鹏负责运送烟土至广茂和烟土行,而广茂和烟土行则见货付款。第一批鸦片500箱运到外海,陆冲鹏早已接到密码电报,他立即通知广茂和烟土行,叫他们准备现款接货。他这一去,才晓得自己上了大当,广茂和的老板居然推说一时筹不出这么多现款,言下之意仿佛是打算放弃这笔大生意,也无可奈何。 陆冲鹏被这意外的变卦急得团团转,货物就要到了,买主却说不要货,因付款不出,叫他把这么多鸦片往哪儿藏。他左思右想都毫无办法,只好暂且把这500箱烟土放到他的田庄。他的田庄面积辽阔,以前就当过存放鸦片的秘密仓库,同时,他的佃户都受过军事训练,他又买了大批枪械放在田庄,万一有人来抢,他们还可以竭力抵抗。杜月笙把陆冲鹏的底牌,摸了个一清二楚,脸上的愁云顿时一扫而光。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北洋政府都在明目张胆地用军舰走私鸦片,那么,他的三鑫公司又为何不能做呢?他立即去拜访通商银行的老板,从他那儿借了2万块钱。他拿着这笔钱交给张啸林,叫他打点精神去办事,尽快地结交孙传芳手下的新贵。过去,杜月笙和张啸林就同孙传芳的驻沪代表有过交往。这次手中有2万块钱,他们托人居间介绍,几度酬醉往还,孙传芳左右的和位高级官员,便和杜月笙、张啸林称兄道弟起来。通过孙传芳的中介,陆冲鹏放心地将五百箱鸦片交给杜月笙。
   500箱烟土转手便卖光了,三鑫公司获利甚丰。不久,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了上海,在陆冲鹏的引荐之下,杜月笙去见了他,双方举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时,又带来了两张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二人敬谨收下。 杜月笙走私鸦片有“功”,因而获得了北洋军阀授予的高官显位。
   杜月笙贩卖鸦片,是上海滩众所周知的事,但杜月笙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干什么事情都戴着手套,绝对不会弄脏自己的手。所以,三鑫公司的存在是铁板钉钉的事,但三鑫公司到底有几个巨头操纵,甚至三鑫公司实际从哪一年成立,都没有定论。大致说来,是在1925年年中。
 

geliang76

军士长
杜月笙在黄金荣手下已经成了数一数二的人物,因此,他不再甘于黄金荣的羽翼之下。他的自立门户,以华格臬路杜公馆成立为标志,这表明他可以和黄金荣分庭抗礼了。
   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关系,颇为复杂,远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亲密无间。表面上,杜月笙对黄金荣极为尊重,有求必应,黄金荣对杜也是倚为腹心,但随着杜月笙自己的场面越来越大,黄金荣不免又妒又忌——既妒他之势力超过自己,又忌他不利于自己。而杜月笙对黄金荣也不那么恭谨了。上海滩上“三大亨”的排名,从开始的黄-张-杜,进而变为黄-杜-张,最后定于杜-黄-张,这中间的微妙之处实在不足为外人道。(黄、张比较)
   杜月笙在势力和声望上超过黄金荣,以黄金荣六十岁后(1923)退出法租界巡捕房督察为转折点。黄金荣退出这一职位,乃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就在这几年他接连“跌霸”(上海话,失面子),再也没有往昔的威风凛凛了。
   第一件让他跌霸的是为讨好露兰春得罪了军阀卢永祥之子。露兰春是当时上海滩的名伶,青春年少,姿色过人,而且她是黄金荣的养女,是黄金荣一手捧起来的。黄金荣为了捧露兰春,专门建了著名的“共舞台”,供露兰春登台。共舞台是上海第一个男女同台演戏的戏院,所以叫共舞台。黄金荣早就老牛吃嫩草将露兰春霸占了,视其为禁脔,上海滩上也没有人敢再动露兰春的心思。1922年的某一天,露兰春正登台唱戏,结果开场不久就唱错了戏词,老听戏的都听得出来,但没有人敢吭声,因为黄金荣正在台下“压阵”呢。不料偏有不信邪的,大声喝一声倒彩!这下好了,露兰春自打登台,还没有塌过这样大的场,又委屈又羞愧,当场掩面大哭,奔往台后不出来了。一时戏院大哗,不知如何收场。黄金荣一看,火冒三丈,板着一张麻脸(黄金荣小时出麻子没出好,落下一脸麻子)头一甩,几个如狼似虎的手下眼尖手快,寻着那个窝在椅子里喝倒彩的,甩手就是两记响脆耳光,其响亮和那倒彩声倒是交相辉映,不相上下。黄金荣几个箭步踏上来,正欲进一步“整顿”,待看清那吃了耳光的人,不禁一愣。这一愣之后,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一说,黄金荣认出那年轻人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心知糟糕,但当时不动声色,假装不认识卢公子,吩咐左右:“放他走路。”卢筱嘉公子哥儿,横行上海滩也不是一天两天,吃了这顿羞辱,岂肯甘休?他恶狠狠地朝黄金荣抛出一句:“等着瞧!”,愤然离去。卢公子气急败坏回到龙华,就要动用护军使署的军队开进法租界,活抓黄金荣,挖掉他的两只眼睛,看他还敢不敢“有眼不识泰山”。何丰林不敢得罪上司的爱子,可也不敢真的就动用军队去为卢公子争风吃醋,左右为难。但风声已经放出去了,黄金荣得罪护军使衙门的事情已经传遍上海滩,眼看一场冲突势不可免。卢永祥得知此事,也很恼火,但他到底久经风浪,隐忍不发,因为他和黄金荣等人为贩卖鸦片的事早有勾结,也不肯为了这事断了财路,况且黄金荣1917年他在上海时聘任过的护军使衙门上校督察,怎么说也是“旧人”,不宜为了一个儿子得罪同辈。卢永祥老谋深算,演出了一场“辕门斩子”的好戏。他赶到上海龙华护军使衙门,对卢筱嘉挨打的事一字不提,却籍口卢筱嘉擅自调兵,违反军令,论罪当枪毙,命人将小卢绑在辕门外,等着执行死刑。这一下大出海上舆论的意外,原来担心黄金荣安危的说客,反过来急急忙忙劝老卢息怒。卢永祥不允,仍要军法从事。黄金荣一看这架势,知道老卢给自己台阶下,哪敢不识抬举,连忙备了厚礼,亲赴卢府负荆请罪,要求赦免卢大公子。卢永祥也就见好就手,承了黄金荣的人情。这一招一箭双雕,既洗刷了老卢教子不严的名声,又赚回了黄金荣的认罪,也没有太损黄金荣的面子,而且以后两家关系反而更亲了。
   还有种说法,说是卢筱嘉派了一帮便衣军士,在法租界活抓了黄金荣,将他囚禁在护军使衙门,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有赖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筹措巨款,打点各路关节,得到卢永祥一句“不为己甚”的话,才放了出来。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还有待考证,但从后来黄、卢的关系来看,应该是第一种说法更可信,也更有意思。因为,黄自“卢筱嘉事件” 以后不久,就一不做二不休和林桂生离婚,同二十五岁的露兰春结婚,而且何丰林的母亲认露兰春做了干女儿,黄金荣则认何母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倒结成了义兄弟。但露兰春大好年华,每天面对黄金荣一张橘子皮老脸,心里如何舒坦,因此入了黄门不多久,就红杏出墙,和颜料大王薛宝润的儿子薛恒勾搭上了,黄金荣老来脸面丧尽,不得已又和露兰春离婚。
   第二件让黄金荣“跌霸”的事,对黄金荣声望的损害比第一件还大,事情的原委还是为得争女人。吕美玉是上海京剧名旦吕美樵的长女,黄金荣在共舞台把她捧红,花了不少心血,正想着趁机下手将她收于金丝笼中,魏廷荣却先下手为强,将吕美玉娶进家门。黄金荣怀恨在心,时刻想着收拾魏廷荣。不过魏家势力不小,在“三大闻人”联手以前,他在法租界是最有势力的华人,因为一则他有个好岳家(他元配为大买办朱的长女),一则他手里有一支法租界当局都得倚重的商团武壮,可以充当私家军。魏廷荣知道自己得罪黄金荣,不过当他还在日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踩这些“瘪三”几脚,他们也不能把他怎样,所以盛气凌人,不肯折节和黄金荣讲斤头,更有甚者,他认为自己出身正经商人家庭,是有身份的人,现在黄金荣等流氓出身的人居然要和他并驾齐驱,他心中又鄙夷又来气,所以要将他们压住抬不起头。他的办法,就是联合一帮有势力的法租界头面人物,向法国国内当局申诉,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黑社会势力相勾结,腐败透顶,民愤极大,于是法国政府勒令清查,法租界当局为了撇清自己,将黄金荣等人申饬一顿,总算保住他一点老脸,让他自动退休。
   黄金荣两次跌霸,杜月笙都极力挽救黄的名声,比如黄金荣要和露兰春结婚,林桂生开始不答应,是杜月笙出面说服林桂生,达成了分家协议,后来露兰春和薛恒私奔,又是杜月笙等人寻到露兰春,恐吓薛恒,要回被露兰春带走以要挟黄金荣的秘密公文包。更闹笑话的是,黄金荣和他大儿媳李志清长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黄公馆的财政大权后来几乎全掌在李志清手里,而李志清对杜月笙大权独揽很不满,所以黄金荣这一糟老头子老而好色,为朋友惹出如此多麻烦,也让杜月笙等人非常不耐烦了。据说,在三鑫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杜月笙提出,黄金荣做“扒灰佬”,破坏帮会规矩,不能奉这样的人做老大,黄金荣吓得连忙把叫回来摆平这件事。
   到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杜月笙和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党国要人”攀上了关系,黄金荣虽还是列名“海上三闻人”,但声势比起杜月笙来说,已经一落千丈了,所以,和杜月笙暗斗得更加厉害。杜月笙的门徒王兆槐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门徒陆京士操纵上海工会,他在军警、特务、工会中的势力无所不在,就难免排斥黄金荣的地盘了。比如黄金荣的得意门生,曾当过英美烟厂工会主席的陈陪德想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之职,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党嫌疑,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使黄金荣十分难堪,气得他咬牙切齿地说:“哼!没有我的提拔,他哪能窜得上?今朝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他忘记我,我就没有他!”果然,后来黄金荣就暗中给杜月笙下绊子,使得杜月笙大大跌了个跟头。
   那已经是1948年了,抗战胜利,接着而来的是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和蒋经国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和副专员,专事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的不法行为。杜月笙听到蒋经国到上海,马上下请帖请蒋经国,蒋经国不理,后来还是黄金荣狡猾,让自己的儿媳李志清出面请蒋经国,蒋经国不好拒绝一女流之辈,勉强答应来黄公馆做客。席间蒋问起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儿子黄起予就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就参与投机风潮,对交易所的黑幕一清二楚,但她借此机会帮助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回答道:“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黄金),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如果蒋经国有过上海滩生活的经历,那肯定看得出李志清这番话多有捏造。可他手里握着尚方宝剑,正欲找几个祭旗的下手,如是很快将杜维屏逮捕关押,此事震动上海,终于引出了上海滩上蒋经国“打虎放虎”的一场闹剧。在杜月笙,还以为这是蒋经国找上门来的晦气,不知道这是黄金荣媳妇送给他的晦气。
   后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上海,黄金荣以老迈为由,不肯离开上海。但他最后还是从杜月笙那里捞到一笔钱。原来,黄金荣一直秘密和杨虎、程子卿等人合伙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买卖,军火卖给了军火商人刘裕章,刘没付款,原本以为刘赖不掉这一笔款,没想到变天来得这样快,刘裕章跑了。黄金荣一生爱钱如命,现在风雨飘摇的时节还惦记这一笔十万元的债,要求香港的杜月笙替他讨回来。为此还派管家程锡文亲自跑了趟香港。杜给了他一个软钉子,要管家去找大少奶奶(李志清)想办法。李志清在上海解放前将黄金荣的家私席卷一空,逃往香港。黄金荣不依不饶,派程锡文二次赴港,还接连打了几次加急电报给杜。杜抹不开脸面,最后还是叫其门徒万墨林凑起了五万元汇给黄金荣。可以说,终杜月笙一生,他负黄金荣的少,而黄金荣负他则多。
   黄金荣对杜月笙最“照顾”的地方,除了将杜月笙带出来,就是送了杜月笙华格臬路的一块地皮,让他盖起了旧中国闻名遐尔的杜公馆。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和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提运,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任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逐渐取得了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实力。1927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充当打手,取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黄浦江水依旧滔滔向北奔流不休,而在杜月笙身上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水果小贩的影子了,一代“大亨”终将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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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海上闻人”这一个称号,配得起人的不多。首先,这是专给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预备的“专号”。更重要的,上海滩风云人物各行各业代代层出,但真正敢戴着“海上闻人” 这顶帽子的人,几十年来的上海只有寥寥几个。“闻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决不能划等号,更和现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如果称胡适之博士为名人或知名人士,他会颔然受之,但若称呼他为“闻人”,则他会勃然大怒。相反,若称呼杜月笙、王晓籁这一辈“名人”,不加“闻人”的称号,则会有失他们的“身份”。“大亨”和“闻人”之间区别也不能混淆。在旧上海,到处可见挺胸凸肚,翘着大拇指横行过市的人。他们挺胸凸肚倒不是为了表明自己无衣食之虞,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明他们可以横行无忌,翘着大拇指,则是显摆他们大拇指上特大号的黄金戒指。在特定场合,他们也“说话算数”,可以摆平不少麻烦,为周围不少人畏惧。这些人可称之为“大亨”。他们虽然威风,但他们和“闻人”之间的差距,正如瘪三和“大亨”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大亨”是干什么的都有。渔市上,有黄金荣的徒弟“大亨”黄振亚把持着;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大亨”徐海涛把持着,人力车市场上,有“大亨”顾竹轩把持着;码头上,既有红帮霸头,也有青帮的恶棍,仅沈关生、李茂龄、张宝春三大码头霸主,就各自豢养徒弟1000余人当工头,他们都在上海置办了大量房地产,成为“大亨”。至于赌场、舞场、酒店、妓院、烟馆、夜总会、大世界游乐场等“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每个经理、主任什么的,都可以抖一抖,成为坐镇一方的“大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挖大粪的行当也有“大亨”,就是俗称的“粪霸”。
   但在旧上海的报刊上,以上“大亨”绝对不敢冠以“闻人”的称号。当时经常冠以“闻人”称号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个,其中象虞洽卿、王晓籁等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出身流氓白相人,没有什么像样的职业,可他们能够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高官显爵,但全国各地的达官贵人、军阀显要,到了上海的地头上都得先来拜见他们,趋奉唯恐不及。而杜月笙尤其可以称得上是“闻人”中的“闻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连蒋介石、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帐,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月笙要早,财势比杜月笙要大,但一切还要看杜月笙的脸色行事——“杜先生”说了“不”的事情,这些人不敢说“是”。
  那么,杜月笙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从高桥镇爬到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攀到黄公馆,甚至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这些经历,虽然传奇,但也不过是重复了很多上海滩上别的“英雄”的传奇。只有在杜公馆,杜月笙“站”起来,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姿态站着,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传奇”。在杜月笙以前,上海滩上的“白相人”,虽然也能够呼风唤雨,也能够纸醉金迷,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够象杜月笙那样跻身“上流社会”、“绅士阶层”。换言之,不管这些人多么“风光”,他们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馆的杜月笙,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黄金荣“黄老板”,黄金荣会很得意,你可以称张啸林“张大帅”,张啸林会很神气,但你绝对不能称杜月笙“杜老板”或是“杜大帅”——“叫我杜先生!”这是杜月笙对别人的要求。
   杜月笙做到这一步,只能说是他的“天赋”使然。他的天赋显示在他强烈的权力欲,精巧的权力平衡术,和出乎本能的交结朋友的技巧方面。
   当年上海滩上对黄、张、杜三闻人的评价是,黄金荣好财,张啸林好打,而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好财是上海滩上众所周知的事。比如,因为“老头子”收门生的时候门生一般都得“孝敬”老师一笔拜师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黄金荣看重这一笔收入,对有人来拜门生帖子,来者不拒,结果闹出不少“爬香头”的事来。所谓“爬香头”,也是帮会切口,是指门生拜过一人做老头子后,又越过自己的“老头子”和老头子的老头子攀师徒关系。这是帮会大忌。但黄金荣既是“天字辈”人物,对帮会规矩不放在眼里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门徒里就有不少为了炫耀势力而“爬香头”的“叛祖”人物。张啸林好打,是这人及其手下动不动就“以武力解决”,横冲直撞,气势汹汹,霸气十足。虽然三大闻人里就张啸林文化水平高,但也只有他行头最粗鲁,三字经不离口。杜月笙“会做人”,但“会做人”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不容易。
   “会做人”首先就要会“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识人之能。
   戴笠(1897--1946),原名春风,字雨农,江山保安乡人。六岁丧父。民国2年(1913)毕业于原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被学校开除,浪迹杭州、宁波、上海等地。民国6年,曾在浙军周凤歧部当兵。民国10年左右,在上海结识杜月笙。戴笠此时混迹上海滩,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潦倒不堪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看不顺眼了,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的手下报给杜,看杜怎么处理。杜听说有这样的事,忙要求将戴笠带到杜公馆,让他表演一下。杜月笙虽然赌瘾极重,但赌术却并不怎么样,一看之下,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如是当场订交,二人以兄弟相称。后来,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办,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劝戴笠投考,还求黄金荣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这封信分量很重。因为蒋介石当年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也是黄金荣资助的,蒋介石还拜了黄金荣做老师,黄金荣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笔四千元的债,还打发他一笔盘缠,这在爱钱如命的黄金荣,真是破格之举了,所以,蒋介石终生对黄金荣都很感激,现在黄金荣的一封介绍信,完全抵得上一封录取通知书。1926年戴赴广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得蒋介石、胡宗南等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当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了北伐军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和黄金荣,感谢当年的指点和提拔。1928年戴笠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31年底,蒋介石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报工作也干不成了,蒋介石给他们的情报小组发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可是戴笠一文钱没收到,原来那领钱的人卷款潜逃了!所以戴笠又是一贫如洗,成了潦倒汉,有时连跑当铺的资本都没有。这时候,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对他仍旧器重如故,热情反而更甚,戴笠开口借钱,他二话不说给五十大洋,对他说缺钱了再来找他,有用得着月生哥的地方,“闲话一句”。戴笠心中感激难以名状,只好含泪告别杜月笙。很快,这五十元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处打秋风。杜月笙依然很仗义,给他五十大洋。此后又不时接济戴笠,戴笠都记在心上。
   1932年1月蒋东山再起,重返南京,开始重用戴笠,由戴成立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长,从此戴笠一路高升:35年,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后该科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戴任处长;37年,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后改称“忠义救国军”,自任书记长、总指挥;38年,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42年,戴会见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洽谈情报工作,次年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与梅分任正、副主任。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让人闻风变色的一个角色。杜月笙三十年代开始到1937年上海抗战开始近十年的“黄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说,只要戴笠还掌权,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为在一个实行特务统治的中国,戴笠的势力遍布全中国的各种行业,对一般的国人拥有生杀大权,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陈诚这些蒋介石倚为干城的人物,对戴笠也得礼让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金钱或权力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从感情到利益的共生关系。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而且所有帐款往来绝对是“无息贷款”。不要小看“无息贷款”这一承诺,因为抗战期间,中国物价飞涨,货币飞速贬值,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几十银行才能勉强保本,杜月笙“无息贷款”给戴笠的军统,等于倒贴百分之几十的本钱。抗战期间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动,杜月笙对自己的门徒说,凡是军统的人来找,要钱给钱,要物输物,要人出人,就当是自己的事。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门徒完成的,为此这些门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就为此先后两次坐牢,在牢里被打得几个月起不了床。
   当然,戴笠对杜月笙也绝对“够朋友”。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决不能公开露面,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么发财的门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别人而是杜月笙。1943年前后,杜月笙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杜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这是什么生意?原来,国统区的轻工业很不发达,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产量非常有限,已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沦陷区日本人掌握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他们缺钢少铁,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属,军火工业难以为继,而中国产有色金属的省份如江西、湖南缺基本上还掌握在国军手里,所以,出现了战争史上千古难闻的奇闻,中日两个交战国为了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货易货的生意:国统区以有色金属、桐油等战略物资交换日本人掌握的棉纱、棉布。这种秘密交易要是捅开来,不止国统区的人民会义愤填膺,连世界舆论也会群议汹汹的。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只要戴笠放行,就没有什么障碍。戴笠看到这是赚大钱的机会,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面来组织这种易货交易,杜月笙从中获利极丰。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授权戴笠处理汉奸问题。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因为沦陷区日伪多年搜刮来的财物都得没收,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罚都不惜钱财到处钻营打点,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手中的一点点权力都能换来大笔大笔的金钱,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戴笠既然掌管汉奸处理问题,他手中赚钱机会就多不胜数了。但他绝对不自己出面,把这些机会让给杜月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地位极高的大汉奸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处置,这得蒋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汉奸,怎么处置戴笠说了算,但戴笠放出风声来要从严办理,绝对不苟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杜月笙。别人请托从轻处罚都没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处说情,则戴笠无不从命。这已经成了上海滩上公开的秘密。所以那些大小汉奸闻风而动,挤破了杜家的门槛,花了无数的钱财,只为得杜月笙在戴笠面前说一句话。杜月笙当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无法交代,这些他都心里有本帐,所以也不让戴笠为难。而且,杜月笙也不会当面向戴笠通情,而是通过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转达,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所以这两兄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狠狠捞了一票。不过,那些汉奸的钱财也是民脂民膏,他们发的不义之财,挤出来也不冤枉他们。
   因为杜月笙和戴笠之间有如此砣不离秤、秤不离砣的关系,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伤心,得到消息的时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时之间大惊失色,继而面如死灰,落泪不止。后来,他给戴笠的儿子送了几十万的奠仪,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扫,还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泪,悱恻伤神,这是杜月笙成名以后没有的事——谁当得起他的三鞠躬?谁又值得他流泪?
   杜月笙和范绍曾也是这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不过范绍增活到了解放后,回忆起杜月笙的时候,倒了不少关于杜月笙的黑幕,不知杜月笙地下有知,会是什么心情。
   论范的职务,他不过是杂牌军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其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钱,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杜月笙和范绍增拉上关系,是有一次杜的一个朋友要去四川开办“吗啡厂”(盈利比贩卖鸦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干,成全别人干),杜写了一封介绍信,希望范绍增保护一下,范绍增对杜月笙是“神往”已久,只是无缘识荆,现在当然巴不得为杜月笙做点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领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还。后来范绍增特意来上海游玩,杜月笙待之以上宾,吃喝玩乐样样奉陪,将范绍增款待得受宠若惊,从此对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应。杜月笙对范绍增的结纳,真的是不遗余力。三十年代范绍增参与“剿共”,在洪湖和后来的贺龙元帅作战,肩膀受重伤,关节都打碎了,杜月笙听到这消息,连夜派得力手下去将范绍增接到上海,请上海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给范医治,保住了他一只手臂。范绍增在上海将养了大半年,杜月笙就当他是亲生兄弟,事无巨细地照顾,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钱。这段时间,范绍增看上上海滩上一位姓黄的红舞女,追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银钱,结果那位舞女还是不肯轻易委身,范绍增在上海滩上不敢放肆,伤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这事以后,不知使了什么方法,竟迫得这位当红的舞女“负荆请罪”,由杜包了专机飞到四川让这位大老粗“一亲芳泽”,了结他的“相思之情”。
   抗战胜利后,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范绍曾来求杜月笙:“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你真的想发横财?”“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刘攻芳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第二天晚上,范绍曾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酒足饭饱后,范绍增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只要他答应,那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个边鼓敲得咚咚响。刘攻芳不能不卖杜月笙的面子,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绍增岂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绍增就自己想着法子来报答杜月笙,不要让杜看轻了自己这个朋友。当时四川是出鸦片的地方,范绍增弄几百担鸦片是小菜一碟,这些鸦片运到上海来,则价码立刻翻上好几番。有一次范绍增特意采购了一百担上好烟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关卡税局,送到上海来交给杜月笙,分文不收,当作礼物送给了杜月笙,这一笔礼,价值几十万元。抗战期间,杜月笙开始时呆在香港,香港沦陷后几乎是只身一人来到山城重庆,人生地不熟,开始时很不得意。这时候范绍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别墅,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这也可以说是杜月笙当年种下的人情开花结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捧人”。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觉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将这人大大恭维一番,使得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这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认为杜月笙对自己真不错。这种捧人的手法,无以名之,只好叫“旁敲侧击”法,比起那些当面谀词如潮的拍马之术来说,更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当然,杜月笙捧人绝对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他肯花自家钱来为别人办事,为别人邀名,此种手法可称之为“烘云托月”法。杜月笙和蒋介石的两大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关系极好。杜月笙捧孔祥熙就很有特色,也很有技巧。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来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一步,刚有苏北等几处来募捐过了,大乱之后上海财力也有限得很。这两位于是去找杜,希望杜出面募捐。杜月笙当场就拍胸脯保证:“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的饭,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没几天他就募了一笔巨款。本来他将钱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地给了孔祥熙一个面子。他向孔祥熙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说自己愿意代办,但要孔祥熙出面。孔祥熙不费一文不动一指就可以得到这“大善人”的名号,当然是乐颠乐颠。于是,孔祥熙照杜月笙的安排请四川代表何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席间孔祥熙照着杜月笙给的台词,冠冕堂皇说了一番同甘共苦,倾力相助的漂亮话,说完便指着杜月笙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生马上去办,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来很诚恳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生一定遵命去办。”这件事当然孔祥熙很有面子。最重要的还不只是给孔祥熙面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面,吴国桢才不会塌面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来发起募捐,吴国桢推掉的事杜月笙捡起来,等于说吴国桢不够意思,比起杜月笙还不如,那吴国桢的面子往哪里搁?
   因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对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孔祥熙当证婚人,当着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面,将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办事,只要给足了价钱,孔总是办得特别痛快。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五百万的支票。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当晚,范绍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从财政部拿回了护照。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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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杜月笙对另外一位财神宋子文也花了不少心思。33年宋子文从上海去美国接洽棉麦借款,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在车站遭到枪击,和宋同行的秘书左右两肋中了四枪,当场殒命,宋子文倒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也惊得他成了惊弓之鸟,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先打电话叫杜月笙保护他的安全。杜月笙领了这个任务,不敢掉以轻心,率一帮亲信亲自到码头坐镇为宋当保镖,又为宋子文接风洗尘,宋非常满意。但有一种说法,原来车站暗杀宋子文就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为什么要下手暗杀“国舅”?吃了豹子胆了?倒也不是,据说杜月笙只是给宋子文一点颜色看看。就在此前,宋子文向杜月笙借了五百万银元(当时还没有实行币制改革),结果还过来的却是空头国债,杜月笙吃了大亏,宋子文还不受情,似乎看不起杜月笙出身,所以杜月笙就安排这次枪击事件吓一吓宋子文,和宋子文并行的秘书丧命而宋却毫发无伤就是这个缘故。经此一吓,宋子文果然对杜的态度又大为不同了,知道杜月笙的作用不可小视。
   此后,宋子文送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给杜月笙。宋子文(当时为财政部长)为开发财源,趁着“航空救国”说盛行的时候,推出一种“航空奖券”,他将这奖券交个给杜月笙包办发行。杜月笙自己不贪财,将这机会又送给自己的老搭档、亲家金廷荪,帮金廷荪包销航空奖券,让金发了横财。金廷荪知恩图报,耗资三十余万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送给杜月笙。新公馆主楼装饰奢华,餐厅、客厅、宴会厅舒适典雅,陈设均为法式家具。大花园是中因庭院风格,恰好与爱穿长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当杜月笙准备搬新公馆时,恰逢八?一三事变爆发,于是“杜公馆”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没有在此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将此别墅送给戴笠作为军统办公场所,戴笠为了表明自己不占敌产,也就住进来了。后来,杜月笙以六十万美元把房子卖给了美国新闻处。这别墅就是现在上海新乐路167号的东湖宾馆。
   杜月笙之所以在上海滩有这么大势力,单单结交国民党上层人物是难以撑起这么大场面的。杜月笙的关系遍布全国,在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军阀、政坛巨子的关系就不同一般。他想尽办法结交各路英豪,而且不管这些人正在风头上还是已经落魄,他都能倾心交结。
   还是他辛亥革命前,那时的杜月笙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抱台脚”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势,但他的“急公好义”、“讲义气”在江湖上已经出了名。有一次武汉新军中的几位遭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途经上海,要去武汉,连盘缠钱都没有,他们找到了杜月笙。因为革命党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落难到上海,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会帮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脱,就开始设法为这几位朝廷命犯筹资。他自己没钱,但想了个办法去讹诈赌场老板。他让这几位杀气腾腾的壮汉拿着几个空香烟筒闯到杜所在的赌场来“闹场”,赌场老板不知这几位英雄来历,忙叫杜月笙过来问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番“交涉”,回报这几位手里拿着炸弹,是革命党来“借盘缠”的,不给就炸场子。老板慌了手脚,立马从帐房支出八百元,让杜去了结此事,杜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无关,还特意推让一番,让老板亲自去交钱,老板不敢,杜月笙就“勉为其难”拿着这一笔盘缠交给这几位革命党人,让他们扬长而去。象这样的事,杜月笙干过不止一次两次。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后也谈不上什么回报,因为他们说不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传得这样远,连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也来求自己解困。
   辛亥以后不久,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以上海为大本营反袁,杜月笙也出了一番力气。二次革命前,江浙一带盘踞一位称“徐老虎”的土匪出身被招安的军阀,叫徐宝山,此人本是洪帮一个山头的山主,作些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事,后来叛变杀了自己的兄弟,被清廷招安,清亡后又扩充自己势力,和袁世凯打得火热。陈其美为反袁购买的军火被徐宝山截收,所以觉得要倒袁先得去掉徐老虎。可徐老虎本人武功高强,而且深知自己树敌过多,防范极严,根本无法接近。据说是杜月笙出了个主义,叫人扮成古董商,带一个内装炸药的箱子,谎称内有名贵瓷器,送给徐宝山,徐宝山用钥匙一捅,箱子爆炸,将他炸得血肉横飞。杜月笙做这些革命党人才干的事,也不能说他是为权为利,因为他从中既捞不到名也赚不到利,有时反而把自己的钱财搭进去。他所作的,只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当然,也不能说杜月笙没有什么是非,恰恰相反,他是看清了是非的。他后来参与上海的淞沪抗战,出钱出物出人,抗日非常积极,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帮助军统暗杀上海的汉奸等等,这些都和他心中的是非深有关系。换言之,杜月笙不是什么人都帮,他帮那些他看得起的人,帮那些他认为是“英雄”的人。
   江湖上传闻,杜月笙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够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极有面子的事。的确,如果杜月笙将你当朋友,你不必担心自己在上海滩有什么摆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齐卢之战,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关系密切的卢永祥战败,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众议,收留了卢永祥和何丰林,将自己的房子借给这二位败军之将,还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后来他们见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转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岛等地。杜月笙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这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徐树铮来到上海。当时皖系和直系争地盘的齐卢之战尘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势力已经瓦解。在皖系的卢永祥兵败之后,徐还集结皖系余部,自称江浙联军总司令,率部抵抗齐燮元军队,后来独力难支,被迫出国。他出国不久,由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爆发,直系垮台,段祺瑞咸鱼翻生,出任临时执政,立即委派徐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让他游历各国,结交外国政要,游历完了回到上海。徐树铮虽然文韬武略皆备,有儒将之称,但为人刚愎自负,得罪了不少人,他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着买他的人头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闻人”保护他的安全。虽然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不太乐意,杜月笙却满口答应。在杜月笙的劝说下,三闻人亲自上徐树铮的坐舱迎接徐树铮,并一路护送他到达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轮班守护,一直到他平安离开上海。可惜,徐后来还是死于非命。他到达北平后,又离京返沪,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派人捕杀。徐树铮和冯玉祥结仇,是因为徐树铮捕杀了同为北洋军阀的杀人魔王陆建章(曾任袁世凯的军法执行处处长),而冯玉祥是陆建章嫡亲的外甥。
   杜月笙对皖系军阀“情深义重”,那并不意味着皖系的对头来了他就横眉冷对。
   1923年6月,受直系军阀控制、向来和段祺瑞不和的总统黎元洪被皖系排挤,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来辗转来到上海。他派驻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绪,因此黎抵达上海时,受到三大闻人的热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义,将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并备妥了全套家具,恭迎“故黎大总统”入住。这幢房子也有些来历,它是1921年造的,设计师是法国人,最初的主人则是犹太人,这个犹太家族有兄弟两人,而他们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贸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么的,这套房子就转到了杜月笙手里,但杜月笙这时候还没住过,这房子就是现在的东湖路7号。解放后,东湖路7号一度是“苏联驻华文化代办处”的驻地。以后归市政府,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在此下榻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不少艰难谈判讨论便在这里进行。现在东湖路7号已开放,已成为名曰“大公馆”的高级会所餐厅。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个落魄总统,落难到上海还能住到这样高级的洋房,他对杜月笙等人的观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难得的是,此时的杜月笙率领小八股党一帮兄弟,亲自为黎元洪日夜护卫,充当保镖。黎在这公馆里,住得有点乐不思蜀,一住就是三个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谢,临行前又破费,特地定制了十枚纯金的奖牌,分赠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顾得如此尽心尽力,赚得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要算是黎元洪秘书长、著名的骈文大家饶汉祥赠送杜月笙的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饶汉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复总统职时,他有过一个传颂一时的大手笔,就是写了一篇致全国各界的“渔电”。但他有时写文章不惜以辞害义,民国二年黎元洪被选副总统,答袁世凯的贺电有云:“元洪位备储贰”,大笔一挥将个副总统变成了袁世凯的“太子”,这就是饶汉祥的手笔。当时饶汉祥为鄂民政长,出示必自称曰“汉祥,法人也。”意思其实是说自己是“法家”,依法办事,章太炎为联语嘲笑曰:“副总统篡克定位,民政长是巴黎人”。饶汉祥这一次赠给杜月笙的一联,倒没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国时期的经典“绝对”: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将杜月笙比为战国时名动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又将他家族比作汉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记》形容韦、杜两大族地位特高,权势显要,几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楚国春申君黄歇封地本来就在上海一带(故上海也称歇浦),据说上海“申城”的别名就是来自春申君。这一联用典文雅,将杜氏的豪爽好客、声势煊赫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又不露媚态,不愧是文章大师。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门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钊拍起杜月笙的马屁来就太露骨了。抗战胜利不久,杜月笙六十岁生日,鉴于“时局堪忧”,杜月笙没有象杜祠开祠一般大办一场,但这个生日上曾做过民国司法总长的名律师章士钊给杜写了一篇寿序,让这个大寿宴会着实“精彩”了一回。且看他如何赞杜月笙:“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测,于是相持共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操之至贤,导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谁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文章古奥,而善颂善祷,将杜月笙的抗战功绩居然提到“蒋委员长”的高度去了,这样的寿序居然还有孔祥熙等人的签名,一时传为笑谈。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过,“过犹不及”。他觉得还是饶汉祥的对联最切合自己的志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尽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诺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饶汉祥这一副对联,如获至宝,将此联特请名家雕刻为黑地金字,悬在杜公馆客厅的两楹。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丢失东北,成了全中国人神共愤的卖国将军,不久就胀着一肚子气黯然下野,和于凤至来到上海散心。杜月笙对这位“过气将军”照样待之以上宾,尽心伺候,不让张学良有半点冷落之感。那时节张学良沉湎于毒品,面容滞暗,精神不振,杜慨然为之策划治疗,去其沉疴。所以张到沪不久,就迁居福煦路181号,由专门医生为他净毒除瘾。经过一段时间后,张学良慢慢脱离苦害。所以,杜月笙逢人便说,“汉卿有决心。”
   杜月笙眼光远,不孜孜于近利,不论当权的或在野的,他都肯折节结交。对于有些落魄的名士,也给以接济和收养,以笼络人心。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的秘书长,卸任时,将历年搜刮所得,装了6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来上海,准备在租界当寓公。不料船到上海后,发现6个箱子全不翼而飞。杨得讯后,请淞沪镇守使代为查访,毫无结果。改请杜月笙帮忙,只3个小时,就全部追回来了。杨某感激之余,拿出4000元,请杜月笙转酬其部下。杜月笙坚持不受,说:“自家人,交个朋友。”杜月笙还供养着一大批军政界失势的名流,如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在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避居上海,杜月笙请他做秘书,每月供奉大洋五百,还送一栋住宅,杨度在清末民初可是“帝王师”一流的人物,居然被杜月笙收罗来,可见杜的气派不小。此外袁世凯多年的心腹秘书张一麟亦受过杜的接济,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被鲁迅讥为老虎总长)的章士钊,在政界失势之后也成了杜的法律顾问,此外上海滩的名律师秦奎联也是他的法律顾问。杜月笙有什么事情需要打官司,就让他们两人出面,没有不赢的道理,这两位虽然贵为上海滩上的一流大律师,却甘愿为杜月笙效“犬马之劳”。当然,杜月笙给他们的好处不小,过年过节都有红包,此外如果是为一些富翁打官司、敲竹杠,这些律师是可以捞不少的,而杜月笙向来包揽替富翁了断家务的纠纷,这时候让这几位律师出面,既体面又实惠。
   总之,无论南北军阀与官僚政客以及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想办法通过各方面关系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园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有一次杜月笙和范绍曾闲谈,说起自己和西园寺一直保持联系,范还将信将疑,后来范的儿子去日本留学,杜月笙写了封信交给范的儿子带给西园寺,果然很得到照顾范这才大开了眼界,对杜月笙关系之广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连李顿调查团来到上海,杜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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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这样说来,好像杜月笙真的是个菩萨心肠、有求必应,只知与人为善、从不与人为难的大善士了。却又不然。如果上面说的是杜月笙“温柔敦厚”、“侠义心肠”的一面,则他还有扮鬼脸的一面。不过,他扮起鬼脸来也总是那么“斯文有礼”,决不会如张啸林之流满口喷粪、赤膊扬拳。他用心计,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把人家收拾掉了,轻轻松松拍拍手,用干净的毛巾优雅地擦擦手,然后环顾四围,象没事人的踱着慢步。你绝对不会觉得他很可恶,因为,绅士才是他想要的面目。
   杜月笙曾经想暗杀宋庆龄,这是军统特务沈醉披露的密闻。在蒋屠杀工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蒋分裂,积极组织反蒋活动,蒋介石对宋庆龄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或者惧于宋美龄的反对),才迟迟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进行恐吓、侮辱,她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她。宋庆龄似乎知道这些伎俩出自蒋介石,她也藐视不顾,依然反蒋如故。后来蒋介石狠了心,让戴笠动手消灭宋庆龄。戴笠和沈醉想了个办法,想以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将宋庆龄撞成瘫痪,只留她一条性命,让她再无反蒋的精力。这个计划中杜月笙参预很深,他给沈醉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试了一下,车子很好,只等戴笠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沈观察了宋庆龄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都有杜月笙的熟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但后来因为怕弄得不好撞死了宋庆龄,不好向宋美龄交代,这个计划就打消了。从此事可见蒋介石的心狠手毒,连国父孙中山的未亡人他也要杀害,杜月笙则只要是蒋介石交代下来的任务,不管多么伤天害理,他也敢干,他们两位的流氓作风如出一辙。据宋庆龄后来说,蒋介石就是一个流氓,如果不是娶了宋美龄,信了基督教,他只会比这更坏。
   还有一件事也可见杜月笙的心肠硬。张啸林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关系,他们一起打天下,一起坐天下,在上海滩上联手打造了铁桶的江山。但是杜月笙在抗战的时候,因为张啸林做了汉奸,就下令自己的门生将张啸林干掉,这件事站在国家大义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这在帮会规矩来看则是手足相残,坏了帮规,而且杀张啸林的是杜月笙的手下,则这些人更是以下犯上、欺师灭祖。张啸林之所以落水当汉奸,固然和这人无气节有关,但也和他想从杜月笙势力之下出头的想法有关。按出道和得势的时间来看,张啸林资历比杜月笙早,辈分也比杜高,但自从杜月笙立住足以后,他的势力反而超过黄金荣、张啸林,凌驾这二位前辈之上,张啸林无论在声望、势力和关系上,都无法和杜月笙比肩,而张啸林自认是喝过几滴墨水的人,论文韬武略自己都比杜强,所以一直不服气。现在看到杜月笙的势力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撤退在消退,他认为这是一个压倒杜的机会,所以当杜邀他一起撤退出上海的时候,他唯唯诺诺,不肯表态,实际上这时候日本人在和他秘密接触。后来杜知道张啸林不肯随政府撤退,就不再勉强。不料张啸林在杜离开上海之后,竟真的落水做了汉奸,以他在上海的影响,这是一件对中国抗战很不利的事。当戴笠的手下陈墨负责在上海埋伏锄奸的时候,杜月笙答应自己的一切资源都可由军统调用,陈墨想干掉张啸林,向杜请示,杜没有拒绝,也就是默认了。于是陈墨在万墨林等人的协助下先后三次暗杀张啸林,最后一次才把他除掉。第一次是张啸林和另外一个汉奸俞叶封(他帮助张啸林收购棉花、煤炭等战略物资送交给日军)一起去戏院听戏,军统人员向张的包厢射击,结果张恰好接日本人的电话外出一会儿,躲过了这次暗杀,将另一位汉奸打成了筛子。经过这次暗杀之后,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深居简出,极为谨慎,所以暗杀的机会很小了。第二次,是张不得不外出的一次,陈墨等人得到消息,预先埋伏在十字路口,看到张啸林的车队来了,在十字路口停住的时候,用机枪扫射张的座车,结果张的司机见机很快,马上踩油门冲了过去,张只受了点轻伤。从此以后,张干脆不出门。于是有第三次暗杀:军统买通张啸林的绰号叫王和尚的保镖林怀部,他是张啸林大儿子奶妈的儿子,枪法奇准,可以说百发百中。张啸林看中他的绝技,又认为是属于“家生奴”性质的人,是亲信中的亲信,便收他为贴身保镖。林对张的落水做汉奸甚为不满,又加上张性情火爆,喜怒无常,打骂手下人是常事,张的手下没有人对他感恩戴德的。陈默买通了林怀部,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伺机除奸。于是这天张啸林在楼上会客室会见伪杭州铝箔局局长吴静观的时候,林怀部借机生事,和张啸林的司机吵架,吵得张啸林在楼上火冒三丈,探出头来大骂让他们滚开,这时候林和张对骂,骂得兴起,抬手一枪,只见一颗子弹从张啸林张着的嘴里钻进去,穿过后脑,从枕骨出来。张啸林只哼了一声,便倒在楼板上,死了。吴静观回过神来以后,便急忙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他还在拨电话的时候,林几步窜上二楼,又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林怀部走下来,坐在大门口一条板凳上,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来,对围上来的一帮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林怀部除掉这个大汉奸的,现在等着法国巡捕房来抓。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谁也别乱动,我的枪法你们是知道的。”于是张啸林手下也没人敢拘捕他,直到法国巡捕房的人将他带走。因为这时期,日本与英、法、美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巡捕房同意,办手续才行。这样,等日本宪兵赶到,林怀部早已被陈墨等事先布置好的法国租界巡捕房带走了。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徒来暗杀多年兄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做得非常对。但这件事杜从不敢张扬,就是他的手下也是一个字都不敢提。后来万墨林被吴四宝抓住,吴四宝严刑逼供万墨林,就是想知道谁主持暗杀了张啸林(因张正在筹备当浙江省省长,也算一汪伪政权的要人),万咬紧牙关不敢吐漏半点实情,实在打得狠了,只说这件事不能说,打死我也不能说,说出来杜先生没法做人了!这就是暗示杜月笙参加进来了。后来杜月笙抗战后重归上海,却再也没有住进华格臬路的杜公馆,而是宁愿出重资在华懋大厦顶层十八楼租了一层作为居处,就是因为张啸林的公馆和杜月笙公馆只有一墙之隔,杜月笙觉得过意不去,不愿再住在哪里受晦气。杜激于民族大义除掉了张啸林,他心中恐怕也并不好受。
   杜月笙起家是在帮会,他立身还是在帮会,虽然他后来漂白了当了“大善人”,他在上海滩上作恶的事也尽人皆知,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罢了。他替宋子文了结风流案就是“地道”的狠毒手段。
   当年宋子良在上海滩,其名声虽然比不上他哥哥宋子文和三位嫁予党国政要的富贵姐姐,但毕竟是皇亲国戚,豪门阔少,也算得上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个风流倜傥的流氓公子有一次上维也纳舞厅跳舞时,被该舞厅舞女张小姐的美貌所倾倒,频频地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为张小姐购买衣服、首饰、不久,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几个月后,正当宋子良把张小姐玩腻了而在外面别觅新欢时,有一天张小姐突然告诉宋子良她怀孕了。宋子良本想把张小姐玩弄一番后丢几个钱将她打发走,听到张小姐怀孕的事吃了一惊,他拿出了几千元钱,要张小姐夫打胎,从此两人一刀两断。但张小姐不肯善罢甘休,提出要十万元,作为她母子俩今后的生活费。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岂肯付出如此巨款!但张小姐的态度却越来越硬,并扬言如不答应她提出的条件,就要将她与宋子良秘密姘居并怀孕的事情捅到报纸上去。宋子良见事情不妙,不能收场,便跑到杜公馆,请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他听宋子良说完事情经过后,一口答应此事由他出面解决。他准备怎么解决?这回可决不是由他出钱来给宋子文擦屁股。他指使几个手下,将这位红舞女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了,绑住她的手脚,在她的嘴里塞上了毛巾,把她装进了麻袋,待天黑后,把她抬上小火轮,驶时吴淞口外扔进了长江。她连她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葬身鱼腹,连半个银毫子都没见到。这种手法,杜月笙擅长的,叫“种荷花”。杜月笙就这样心狠手辣地以两条人命的代价,为宋子良“干净利落,不留后患”地解决了一桩风流案。两年后,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小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但此案涉及国民党政府显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当局也不想为一个舞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故迟迟不予答复。这两条人命也就沉冤黄浦江底了。
   不过,有时候有“不明内情”的禁毒当局还要敲一敲这只大染缸和聚宝盆,杜月笙则采取硬碰硬的手段,收拾局面。属于十九路军系统的戴戟当上海警备司令时,有此他手下的特务将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押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姓陈的妓女看到,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八个挟枪的大寿,闯进房间,硬是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戴戟因为这是在租界,吃了这个闷亏也不敢声张,更是连指使的后台都没摸清楚。
   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出身的蔡劲军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大概刚来的时候还有点黄埔热血青年的血气,不肯和杜月笙“同流合污”,上任伊始,将杜月笙安排的公安局的一帮关系户全盘清退。杜月笙不动声色,忍气吞声。但很快蔡劲军就尝到杜月笙的厉害了。有一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沪视察,蔡派军乐队大张旗鼓地去欢迎,结果这一大队旗帜鲜明的人马走到法租界就被灰溜溜缴了械,全部乐队都被法租界巡捕房拘去,原因是其中数人随身携带武器,违反租界规定。蔡劲军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因为租界是在国民政府鞭长莫及的三界之外。后来有人指点蔡劲军,以后给杜先生面子,就不会这样丢面子了。蔡劲军至此才明白,得罪杜月笙,在上海滩寸步难行。杜月笙这种硬和狠,是上海滩上一般大亨不敢与他交锋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连武装军警门口都敢去上门“拔牙”,连上海市公安局都敢“修理”,一般角色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其实,杜月笙的之所以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能收服一帮兄弟,跟他这“狠”字诀有关。据说他在刚开始给赌场“抱台脚”的时候,赌场主人看不上他(杜月笙的确身子骨太软弱,不说熊腰虎背、膀阔腰圆,他连一般的流氓身坯都不够),不肯让他护场。杜月笙一看,这场子塌大了,怕以后再也撑不起来,一股怒气只在胸中翻涌,抽出一把解腕尖刀,往自己大腿上使劲一扎,鲜血直冒,让在场的人看得胆战心惊,那老板吓得连忙呼人救护,只喊英雄英雄,某人有眼无珠。杜月笙为人,软中有硬,乍一看,斯斯文文,但该心狠手毒的时候,他下手比谁都狠,手段比一般人都毒。就像一条竹叶青,盘在苍林翠竹中,如果不去惹他,你可以把他当风景,一旦你去撩拨他,甚至去踩他尾巴,那他露出的就是毒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自立门户之后,便极力主义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尤其是那些老上海以买办起家的工商巨子,一般都和租界当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财也有势,对杜月笙这种十六铺起家的白相人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杜月笙起家的时候,就受到老一辈的买办富豪的压迫。这其中最使他怀恨的就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风云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倒法租界来,租界治安大乱,于是魏廷荣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护租界治安,很得法国人赏识,以后还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当杜崭露头角时,魏怕他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杜羽毛未丰时只能与他虚与委蛇,忍气吞声。但到了杜月笙和国民党政权建立关系,在法国人那里也打通了关节的时候,他就使出狠招了。他先是派人去绑架魏廷荣,未成,又组织人马暗杀,结果魏廷荣闻到风声,吓得避往外地,不敢在上海露面了。因为这时候杜月笙的势力,在法租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已经可以和法租界的领事称兄道弟,而魏廷荣反而日薄西山。以后杜月笙名声日大,才不再这样锋芒毕露,不敢做这样嚣张的事。用他对范绍增说的话来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在一次商界聚会上,他对那一帮早先发迹的大富豪们也说得很诚恳:“我杜月笙原本不过是一条蚯鳝(蚯蚓),现在好不容易成了一条小龙。以前做的那些事,有上不得台面的,以后再也不会做了。你们也不用怕我,以后有什么事体,请放心招呼我,总归愿和各位一起共事。”
   杜月笙对魏廷荣这一类人可以使尽解数来报复往年之辱,可碰到另一类人他则只有忍气吞声。且看国民党新桂系的开山祖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第531-532页)中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比起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他说的“我党中枢领袖”,当然就是蒋介石总统,而“这批流氓”,无疑说的是杜月笙、黄金荣之“流”。蒋总统的确和这些流氓混得过近——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族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要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门楣。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蒋介石与上海黑帮关系,就是这样到了黑白一家,不分彼此的地步。在蒋得势之时,各级禁烟机构中,国民党当权者居然故意安插向来贩卖烟土的青帮分子来“查禁烟土”,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烟委员会三大常委之一,真是“猫鼠同穴”,可见他们已经早已打成一家了。1932年11月,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要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杜月笙到汉口走了一趟,征得官方允许,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300万美元为条件,在上海公开出售鸦片,至此终于黑白合流。李宗仁既然敢如此讥评这帮流氓和蒋总统的“深情厚谊”,他自己当然是“身家清白”,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了。的确,有一年李宗仁经过上海,杜月笙出于广交天下英雄的作风,一闻到李将军来到,马上托人盛情邀请李,欲为李接风洗尘,也好倾心结纳,但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杜托人说几次,李拒不“赏脸”。杜当然知道李这种姿态就是看不起自己。他虽然觉得很没有面子,但其时李宗仁正手握数十万雄兵,杜月笙丢了面子也不敢有所怨言,只得作罢。
   但后来李宗仁却还是被“逼”到了杜月笙的宴客桌前。这是因为他也有用得着杜月笙的一天。事情还得从当时政界的倒蒋风潮说起。北伐之后一直到三十年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胡汉民等人都欲将蒋介石拉下马来。所以胡汉民和李宗仁就合计来整垮蒋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与蒋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上海/帮会曾是蒋介石政权剪除异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汉民等人则是较为清白的政客,与黑社会应该无涉。但现在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胡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也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汉民失势离宁经沪南返,一般人惧于蒋介石的淫威多避而远之,杜月笙则亲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盘。胡汉民也礼尚往来,“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他为杜月笙、张啸林等祝寿应酬的内容,陈群是胡与杜之间的联络人。胡甚至曾企图借助杜的帮会力量在上海抗衡蒋介石。胡现在和李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所以胡汉民就力劝李宗仁和杜月笙应酬。这一天李宗仁终于勉强应了杜月笙的请一起吃饭,杜月笙惊喜过望,极为殷勤地招待,根本不提前几次李轻看自己给自己的“侮辱”。可见杜月笙也是“看菜吃饭”,柿子专挑软的捏。
   他后来还帮李、胡等人暗地里拆蒋介石的台。1932年初,已下野的蒋介石策动杨虎在上海酝酿罢工罢巿,以压迫胡汉民支持的孙科内阁。胡汉民一面为孙科打气,一面托陈群转请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响,“将此种酝酿竭力设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负荷其任务也”。胡汉民等人组织的“新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法租界内,按月向巡捕房交纳1500元的“电台保护费”,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是办不成的。由此可见,胡汉民、李宗仁等为扩大反蒋阵营,广泛结交同盟军,利用一切社会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深谋远虑,千方百计与政界各派联络,左右逢源,这也是他四面八方兜得转的原因之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政见原则,凡是看得起他杜某人的人,他就愿意跟人家做朋友。当“朋友”之间起冲突,他也照样周旋其间,装出对两方都“拔刀相助”的样子。
   比如1946年选副总统,蒋介石中意孙科,但李宗仁抗颜出马竞选,所以选票拉得很紧张,硝烟味很浓,甚至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为孙科拉票。有次他找范绍曾谈话,希望他投孙科的票,范是个直肠子(有“范哈哈”之称,四川话傻瓜之意),就说李宗仁先找过自己了,自己已经答应李了,还替他拉了好几张票。蒋沉吟一下,大度地说,你自己的票可以投给李宗仁,但你手里掌握的其余人的票,必须投给孙科。谈话回来,范绍曾六神无主,他心中把李宗仁当朋友,况且已经答应人家了,怎好出尔反尔?于是他向杜月笙请教如何收场。杜哈哈一笑,说这种事情还不好办,你看我,无论谁叫我支持,他都答应下来。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正道”。范得到此一“秘诀”以后,仔细观察那些拉选票的人,果然,每个人对杜月笙都抱着希望。本来杜月笙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杜却如鱼得水,捞到不少人的好感,也得了实惠。范绍曾对杜的这一秘诀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他自己使将出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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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杜月笙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止是在政治圈子,事实上,他的全盛时期其势力深入到经济、金融,工商、工会,新闻、报界,已经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先说他打入经济、金融界的手段。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的鸦片走私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据说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因为杜月笙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这一套很传统的江湖风仪,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老是贩卖鸦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远见、有野心的黑社会领袖一样,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中国最有势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是上海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巨头。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闻人,对这样的场面人物当然倾心结纳,所以钱新之居然肯以官商两界红人的身份为杜月笙所用,帮他出谋划策。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是大英银行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杜月笙向来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十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就说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逼带利诱,以五十万元打发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诏”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长。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林。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的声誉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宗耀)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青岛不敢露面。那时节杜月笙还没有想到要向银行业伸手,所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亏损太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这原因,就如同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一般,有人拥戴,他自己也乐意。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真的钞票显露一些,底下一捆捆包扎的并不是钞票。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使得挤兑者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着自己的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招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轧闹猛。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变成了排队存款,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大权。这等于宋江上了梁山收拾了王伦一般,后来者居上。不过,熟知内情的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
  傅筱庵对自己大权旁落一事耿耿于怀,可抗不过杜月笙的“人气逼人”,于是只得忍气吞声。后来,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翻身,那就是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时候。因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战一起,他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随国民政府内迁,日本人也正在物色可以当汉奸的有身份有实力的头面人物出来“维持秩序”,所以,淞沪战役硝烟还在弥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经眉来眼去了。日本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意出《礼记?大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似乎还真想把个上海滩建成“王道乐土”,但当时的上海人暗中称呼这个“大道市”为“大盗市”,倒也名实相符。傅筱庵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一直憋着一口气,现在就自然落水当汉奸,俨然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据说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银行的楼道里见到了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杨渔笙,阴狠狠地招呼他让他夹紧尾巴,说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帐的先声了。杜月笙当然听到了这些不利的消息。现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势力一贯都是在租界里的,而现在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对日本也已经畏之如虎,不敢去撩拨日本人的虎须。当时白人出了租界,经过日本占领区的时候,日本军人迫使他们鞠躬,稍有不从就打耳光,这在往日,这些白种洋人早已经暴跳如雷地动枪动炮了,可如今欧洲一场大战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打得奄奄一息,对日本这个新进帝国只好低眉顺眼,洋人受了欺负也只能忍了,何况中国人?所以杜月笙现在怕了傅筱庵这个落水汉奸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现在轮到傅筱庵“坐庄”了。
   不过,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已经离开上海滩,他的大批门生却还是扎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动杜月笙的基业,远不是那么容易。杜月笙离开上海的时候,吩咐他的亲信万墨林、应采丞留守上海,万掌管内务,应照应外场,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稳固。杜月笙特别关照万墨林,对戴笠军统一系的抗日活动要全力支持。而军统在上海沦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动就是暗杀落水或即将落水的大汉奸,军统负责锄奸的特别行动组组长陈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门生。因为杜月笙还在上海埋下了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还是斗不过杜月笙,傅筱庵当上“大盗市”市长不多久,就身首异处了。原来,杜月笙的门徒和军统特务打动了傅筱庵的一位山东大厨,这位厨子对傅筱庵做汉奸很不以为然,加上军统答应保证他的安全,给他奖金,他就在夜里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脑袋。很短的时间里,陈默的行动组暗杀的大汉奸有前北洋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等名人,一时之间那些想做汉奸的人整天提心吊胆。
   杜月笙在香港沦陷后转进到重庆,开始时手头很是紧张,上海滩上挥金如土的做派作不出来了,所以就想着在重庆重起炉灶,再办银行。他在抗战一起就算计好了,让通商银行于1938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将通商银行各地分支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元运抵香港,寄存于美国大通银行。同时杜月笙关照门徒将上海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美国花旗银行。1941年7月,又从上海抽出150万元资金转移到重庆,这正是珍珠港事变美日开战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将重庆分行改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利用投资或贷款,渗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矿企业。
   看看这些调度,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先见之明。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上海的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事变会和以前的9?18、华北事变、1?28淞沪事变一样,最终以和谈告终,不会演变成中日全面开战,所以上海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独杜月笙一人未雨绸缪,在报上发表言论认为抗战很快将波及上海,上海各界应该预作准备、奋起而支持北京抗战的29路军。他一方面组织抗战后援会支持军队抗战,一反面为自己的基业打算,开始转移资产,以上他对通商银行的处置,就是这种常人不及的先见之明。当然,有人说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只是因为有孔祥熙这位内线给他通风报信,当蒋介石下定决心开辟淞沪战场全面抗战的时候,孔祥熙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杜月笙。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是靠“三阳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替他占地盘,“闯天下”。1931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清末状元,清末至民国期间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帐。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清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的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势力也颇雄厚。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不太乐意。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上海航政局长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绝发给他们通航苏北许可证。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却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清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对其他公司则尽管放手做去。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生命兼财产保险,那还不是顾客蜂拥云集?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有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出一百零九万元低价把它买下来。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大连回来,杜月笙想让傅掏这笔钱。傅筱庵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茂新面粉厂,从一厂到十厂,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之后又创设“福新”面粉一厂至十厂,可见实力雄厚。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利用掌握的黑社会势力,勾结当局权贵,得以“出奇取胜”。
   杜月笙首先以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王禹卿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被称为“面粉二王”。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这两派。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杨管北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开设面粉厂,与三省面粉业公会有密切渊源。1931年国民政府实行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同业公会活动。随后,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甚好。结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级级顺利通过,各厂商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荣宗敬等便受到猛烈抨击,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杜月笙当上了许多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董事、理事,但他并不满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个很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按纱布交易所章程规定,只有该所经纪人才可入场交易。杜月笙不是经纪人,他就派徒众趁该所交易闹猛之际,混在场中叫买叫卖,使秩序混乱不堪。交易所以暂停交易来对付这批流氓,杜月笙便指派徒弟陆杏生率领徒众守在该所附近,停业时走开,再开业时又回来,闹得该所无法营业。而公共租界捕房早与杜月笙串通一气,对交易所打去的电话回答说:“捕房只管屋外纠纷,你们场内纠纷,我们管不着。”一些理事终于认识到斗不过杜月笙,只得请他帮忙。杜月笙乘汽车来到该所,对那批流氓装模作样地呵斥几声,顿时交易所秩序井然。当年下半年理事会改选,杜月笙被选为理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张啸林当选为监事。杜、张的名分股,都由纱布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送上。嗣后,纱布交易所又经历了一次风潮,杜月笙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宝座。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大生觊觎之心。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杜月笙经过再三盘算,决定将王晓籁作为他的替身,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杜月笙对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任鱼市场总经理。杜月笙在渔民和鱼行经纪人中煽动起反对王晓籁的风潮。王晓籁在社会下层没有依靠,被迫向虞洽卿请求辞职。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杜月笙看到“打”已取胜,又转向“拉”,他答应王晓籁留任。王晓籁喜出望外,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眼见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虞洽卿也去意渐生。在杜月笙的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加言听计从。
  杜月笙是旧上海有名的工会“领袖”,这一点说出来让人吃惊。不过这里的“领袖”二字当加上引号,因为他是一个表面上处在超然地位的劳资纠纷的热心调解人,自己绝对不去当什么工会领导人的。但当时上海几个大工会的领袖都是杜月笙的门人,所以称杜为工人领袖也不为过。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的地盘。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的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让他感激涕零。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连声满口答应曰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通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帮最大势力。其中,有几个秘密公产党员,如出身邮务工会,1932年当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的的朱学范,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朱学范等人手下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当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听他的话,不然就是塌他的场。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比如有些工厂倒闭的时候,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资本家不肯,一般他跟工人说,某某老板工厂关门了,生意都做不成,经济困难,现在的确拿不出钱,但是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吧,老板拿不出钱来,他出两个月的遣散费好了,我出一个月,你们也不要难为人家了。有时候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头禅是,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一般情况下,他说得起这句话,因为一般的资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他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劳资纠纷,工人依了他的条件,可法商电车公司后台是法租界当局,不买杜月笙的帐,杜月笙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安抚工人了。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杜月笙在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树大根深。杜月笙一度是上海两大报馆《申报》和《新闻报》的董事丈,还是《商报》、《中央日报》等十一家报馆的董事长或董事、常务董事,所以杜实际上控制了上海的新闻舆论界。《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是他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个徒弟,以后上海滩上不少著名报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门下。这些人依附杜月笙后,不但职业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贴,据说津贴数额还不少,按当时币值,将所得津贴存入银行,一年可买一辆轿车。然而,吃新闻饭的人也等于吃杜月笙家的饭,所以不给杜月笙面子的话,也就饭碗不保。当时的上海,虽然报馆林立、文人丛集,表面上看来新闻界百花齐放,光怪陆离,然而,大小报纸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说“杜先生”不乐意听的话,于是许多重要新闻,甚至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只要杜月笙“闲话一句”,往往会忽然不见。靠此力量,杜月笙帮助了不少达官贵人抽调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当然谁收他之益,也就得受他所制了,他通过这个途经又结识了一大帮上层人物。总之,在上海的舆论界中,没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杜月笙作为上海清帮首领,是跻身金融、工商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清帮其他上层分子在这方面也不逊色,如金廷荪开设治茂冷气公司,同时又是黄金大戏院和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是雪园老正兴和聚商楼等菜馆和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高鑫宝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谢葆生开设了卡德浴室,同时又是仙乐斯舞厅和大舞台的老板;芮庆荣在虹口开设旅馆、舞厅兼备的月宫饭店,又是新光大戏院的经理。在上海清帮广泛向工商界跨进的同时,一些工商界人士为求庇护,主动向清帮首领送上“干股”,有的还加上一张门生帖子和丰厚贽礼,充当门徒。杜月笙的“恒社”是他的清帮弟子的核心组织,以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324名成员的职业为例,在金融、工商界者有144人,约占44%;其余则分别在军、政、警、文化等各界。
 

geliang76

军士长
“蒋介石的夜壶”
  
   蒋介石用不用夜壶,这倒无从知晓。这里说的蒋介石的“夜壶”,是出自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言下之意,蒋用他的时候急急忙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此论真的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杜月笙深思熟虑,决不是一般的帮会流氓可比。他有眼光,对政经大势看得非常明了,所以他能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四两拨千斤,非常娴熟地将不同的力量化为己用。比如,他为戴笠的军统“鞠躬尽瘁”,万事都愿帮忙,简直好得不分彼此,正因为两家“不分彼此”,所以戴笠的强大势力都可以变为杜月笙的能量。又如杜月笙和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领袖的关系,杜月笙为这些人甘作马前卒,为他们保驾护航,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黑暗勾当,但通过为他们“鞠躬尽瘁”,杜月笙却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因为能够接近这些人,这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杜月笙当上蒋介石的“夜壶”,是从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蒋介石的北伐军一进入江浙地带,就开始派杨虎、陈群等人联络黄金荣等帮会势力,以对付上海工人武装。1这帮人充当了镇压工人纠察队的打手,因此他们被讥为“虎狼成群”。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这件事,据说是发生在杜公馆,后来汪寿华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活埋在枫林桥附近。在暗害汪寿华之后,杜月笙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了工人纠察队。手法也很巧妙:一帮青帮分子(他们中也有工人)假装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则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双方都放下武器,于是工人武壮被解除,但青帮分子的武器很快物归原主。这时候,军方声称在工人纠察队中有北洋军阀的乱兵,因为发现他们有些人有北洋军队的肩章和军服。这是事实,但这是工人纠察队在上海起义期间缴获的战利品。于是军方以镇压北洋军阀残部的名义镇压了工人武壮。这个计谋,据说也是杜月笙设计的,可见他的确诡计百出。后来杜月笙对自己暗害共产党工人领袖一事讳莫如深,据说有两位记者试图报道这件事,结果两人连人带稿被灭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共产党翻老帐,所以当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他转往香港。为了“统战”,共产党在上海的统战战线负责人潘汉年托人带信给杜月笙,说共产党既往不咎,杜月笙还拿不定主意,在香港呆着就病死了。
   事变之中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建立的功劳不小,所以他们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和赏识。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到北伐军总司令部面谈,对他们温勉有加。蒋介石送了黄金荣一块纯金怀表,黄金荣宝贝得不行,平时舍不得戴,非得在节假日或有喜事的时候才亮出来。这时候,黄金荣看到自己以前的门生这么威风,得意非凡,但蒋介石现在已非吴下阿蒙,黄金荣很识趣地托虞洽卿将蒋介石昔日落魄时的门生贴退还给蒋介石,不敢再以老头子名义和蒋介石论班辈了。蒋介石收回这门生贴子之后,还是称黄金荣为老师,在他1948被共产党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上海,正碰上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亲自上门拜寿,还单腿跪地给黄金荣磕头,黄金荣感激得老泪纵横。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任命黄金荣、杜月笙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这虽是虚衔,但杜月笙觉得非常有面子。当聘书和少将军服送到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很郑重地摆上香案,行三鞠躬礼。然后,他还特意穿上军服在屋里走来走去,满面生辉,顾盼生姿,还照了张半身像,将相片装框上架地挂在墙上。
   一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都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同路人,铁哥们。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过蒋介石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不敢谈起,别人来问,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怕蒋介石不高兴。蒋介石交代下来让他办的事,他会全力以赴地办成,而且对蒋有求于他,他感觉受宠若惊。当然,蒋介石对他也不错,他有事求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也轻易不敢回绝。杜月笙是个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烦蒋介石,只有各种办法用尽都摆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无法可想的时候,杜月笙会亲自出马去求蒋介石。
   一件这样的事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 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国民党内部为此也大开骂战。杜知道追查下去,顺藤摸瓜会摸到他这里来,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请求不要再追查下去,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就此虎头蛇尾地收场。
   抗战军兴,杜月笙坚决站在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用行动向蒋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1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而且,他送这汽车不留名,张发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汽车是杜月笙一人赠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战后期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见到张发奎,旁人说张将军你现在正用着的汽车就是这位杜先生自己出钱送的,张发奎非常惊讶,也非常感激。这也是杜月笙为人的一贯风格:帮人忙、送人钱财,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是让别人旁敲侧击地透漏出去,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来又更高一层。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杜月笙还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当前线军情紧急时,杜月笙还亲自组织自己的门生参加战斗,他的部队称为别动队。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有一位支队长战死得非常英勇,当他双腿被炸断以后,还匍匐在地上投掷手榴弹,最后手榴弹没了,还抱着日军一齐滚入苏州河。然而,这支别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甚至成了汪精卫的伪军。
   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要将这时候停泊在长江内的日军军舰封锁在内陆,然后遣空军全部炸沉,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因为这时候日军还没有作出全面、持久作战的准备,他们以为这次战争还是“事变”,所以根本想不到蒋介石会主动出击扩大战争。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了。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用沉船封锁江阴要塞,密令下达之后,又是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偷偷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长江航道。然而这一秘密计划被一个汉奸黄秋岳(他本是一位著名诗人)出卖给了日军,使得日军趁着江面还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连夜逃出长江,此一计划功败垂成。后来黄秋月被砍头示众,连带有十七位汉奸被枪毙。
   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当上海即将沦陷的时候,杜月笙考虑到自己从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1937年全面抗战,自己都是站在上海社会各界抗战领袖的地位,日军恐怕不会放过他,所以于1937年11月26日晚,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这一行动,是对蒋介石抗战政策的坚决支持,尤其是当虞洽卿、傅筱庵、黄金荣、张啸林这些上海头面人物都不肯离开上海这个安乐窝的时候,更显得杜月笙的支持可贵。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他为蒋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将汪精卫手下两位大将高宗武和陶希盛拉过来“反水”,而且让他们偷出了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绝密文本,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出来,让汪、日秘密交易曝光,显出了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杜月笙做这事非常机密。先是,1939年11月他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76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在牢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到医院里躺了将近半年,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漏任何重要信息,也算是一条硬汉,为杜月笙挣足了脸面。而杜月笙另一位手下杨渔笙(曾是杜多年的帐房)在这一段时期表现软弱,不敢为抗日卖命,杜就看不起他,觉得他塌了自己场。有一次杨渔笙偷偷跑到香港,想求着杜月笙让他在香港“抗日”,杜月笙不答应,非得让他回上海,杨跪求,据说杜月笙踢了他,说以后不要再来见他!从这些事情来看,杜月笙抗战不是做花架子,而是真的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尽了自己的全力来做。
  1942年3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日军之所以忽然主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时候知道杜月笙可以和蒋介石单独联系,而日军正想和蒋介石讲和,所以以释放杜月笙手下来向杜示好。在这一段时期,蒋、杜关系非常密切。
   只有杜月笙在香港沦陷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开始渐渐对杜有所不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很恼火。其中一件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但到了抗战胜利之前,国民政府实在无力支撑了,所以大约在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但孔祥熙自己是最大的蛀虫,想趁机捞一把,他安排心腹提前囤积了大批黄金,因为和杜月笙关系好,照顾一下他,也将这个消息透漏给杜。也有人说是孔的心腹透露的消息,孔本人没有打算泄漏机密。于是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镖,也购买了几十两。当黄金涨价的消息传出,有人知道杜月笙等人提前得到信息,于是舆论大哗,一片叫骂之声,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彻查,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一直追随左右,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据说,是他泄了密。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因为杜月笙在后面使了手脚。这件事虽然摆平了,但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好感也打消了大半。
   当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的时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有一天,孔祥熙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去孔家吃饭,饭时孔祥熙告诉他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不说话了。但他后来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他是兵役署署长,原因是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他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被折磨(饥寒交迫,因为当时克扣军饷成风)至死,此事万难忍受。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到离开孔家后就显出他所受刺激之深了。路上他对范绍曾和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他估计到蒋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赶到寒心了。
   抗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接收日伪控制的上海等地区。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这么快,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当然最意外的是蒋介石。现在的蒋介石早已不是当年混迹上海滩交易所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瘪三,而是堂堂国际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是全中国的民族英雄,是掌管中国命运的救星,他正踌躇满志,气朗神清,开始注意自己“国际领袖”的风仪和做派。国际领袖当然不应该和黑社会分子称兄道弟,所以他现在觉得杜月笙这帮人成了衣服上的补丁:当年穷困的时候亏了这几个补丁挡风遮寒,现在阔了,再穿这件补丁衣服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1945年8月28日,杜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联系到蒋介石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钱大钧任上海市市长,杜非常失望。后来成立上海市参议会,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个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但蒋却放出话来,希望让CC系的潘公展当选,杜气得只咬牙。其实,杜月笙这时候的确是想学好,想洗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愿意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他之所以打入工商、金融各界,之所以做各种善事,之所以一心抗日,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绅士,让自己光明正大走上前台。通过多年的努力,他做到了一般绅士都做不到的事情,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他现在缺的,就只一个“国民政府”给他的名分。如果他当上上海市市长,他就得到这个名分,彻底成了“体制内”的人,就像当年蒋介石从一个青帮最低级的瘪三上升为国家最高领袖一样,杜月笙也将从上海滩最脏的泥潭中爬出来,成为上海滩的最高领袖。凭他的手腕和气派,他做起上海领袖来未必比那些官僚差,至少他不会借机贪财。但是蒋介石不敢给他这样的机会。蒋介石的传奇是属于他个人的,他不会让别人来复制他的成功。在政坛发展的计划搁浅之后,杜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宿愿”来为自己解嘲。
  可是,国民党中有一批后起之秀却不答应他这么“轻松”退却。他们这批人和老蒋的流氓出身不同,都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甚至还喝过洋墨水,他们有着改造党和国家的热情,现在渐渐冒头,欲有所作为。这批人的首领就是蒋经国,他周围笼络了不少有才干、有热血的青年,欲荡除国民党根深蒂固的腐化,他们对杜月笙这种从黑社会爬出来的“闻人”向不拿正眼看,所以他们欲改造国家和党,首先就把杜月笙来开刀。
   很快,杜月笙就被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开了两刀:一是宣铁吾和杜月笙“斗法”,一是蒋经国上海“打虎”。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CP。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接管上海前,蒋介石钦点由宣铁吾担任警察局长一职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宣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果然,杜月笙几次请宣铁吾吃饭,宣都不出席。杜月笙有苦说不出,只有等着挨人家耳光。
  第一记耳光是宣铁吾将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扣押起来。内战越打越烂,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上海的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当时广播电台有个说滑稽相声的发明出来的新词),万墨林为上海“米业公会理事长”,宣铁吾认为他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当然首当其冲地被宣收拾。其实谁都知道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扣押万墨林就是敲山震虎,给杜月笙难看。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虽心中恼火,但不动声色,暗中操纵着各种关系来解这个套。直接从宣铁吾那里着手是不可能了,杜月笙买通宣的手下,偷偷为万墨林办了保外就医,宣铁吾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消息的,大为光火,但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纯粹是杜月笙等人作假做出来的“病”。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继宣铁吾不买杜月笙的帐以后,有一位比宣铁吾来头更大的蒋经国也来到上海拿杜月笙开刀。蒋是来平抑物价的,既然杜月笙兼着这么多行业商会的会长,蒋经国当然以为是杜月笙在扰乱市场。尤其是当时通货膨胀厉害,外币被炒作得越来越高,而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蒋想只要抓住杜月笙杀鸡骇猴,上海滩上应该不会有人再捣乱。其实他不知道,这时候杜月笙远不是上海投机的主要力量。不过当时上海投机成风,杜维屏也不免跟风,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这个消息给蒋经国知道了,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为了掩盖投机真相,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
  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杜月笙这个面子丢得太大了,是他成名以来从未有过的“跌霸”。杜月笙听到儿子被扣的消息,差点气死了,一连好多天起不得床。有一次范绍曾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范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范绍曾从未见过杜月笙如此激动。杜月笙在床上喘气喘了好久,又叹了口气说:“现在租界没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抗战期间,原来的盟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签订条约,将外国租界归还中国,至于法国和日本租界,随着战争胜利,当然被国民政府接收。只有臭名昭著的英国还强占着香港不还。杜月笙不愧是一个战略家,他明白自己的势力是在租界,而且他之所以在租界能够建立起如此大的势力,是因为一方面租界的外国当局对租界的管理、控制不能“生根”、“落脚”,他们必须倚靠能够实际控制租界的力量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国民政府的势力也无法进入租界,所以留下一个权力中空,而他杜月笙就是利用这个权力空隙成长起来的第三方势力。现在租界一撤销,国民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原租界的所有事务,已经没有必要再借重杜月笙了,蒋介石在租界连卫兵都不许带而要杜月笙护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蒋经国、宣铁吾收拾杜月笙,杜月笙现在只能逆来顺受。
   事实上,在这次投机风潮中,杜月笙并没有兴风作浪,他这时候还在一心帮蒋介石的忙。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厉害,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对此事非常重视,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一个平抑物价。减少游资 的方案:国民政府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杜研究出这个方案后,很得意地向蒋汇报,孔祥熙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南京政府又征求了不少专家意见,其中多数持和杜相同的看法,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出售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不料,所有抛售的物资一经抛出,立马被买家吃进,抛多少吃多少,抛售的物资相对于市场吸纳能力简直是杯水车薪。原来这个政策刚一制定,南京政府内就有人透漏出消息,于是从南京赶过来一批批投机商人,全是携带现金从上海购进被抛售的物资,一车车运往内地,。他们的实力比起上海本地的投机商来只大不小,所以通过抛售物资平抑物价的办法失策,国民政府现在弄得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这是政策制订者始料不及的。蒋介石固然没有想到,杜月笙就更是惊异不已。蒋介石以为这是杜月笙和投机商串通了来给他下套,心中怒火万丈,难以止息。所以当蒋经国“打虎”打到杜月笙头上,蒋介石也不出来说句话。而杜月笙这方面,则是又委屈又恼火,也窝囊得很——本来是全心全意帮忙的,结果忙没有帮上,反倒惹上一身臊味,引火上身了。他对蒋介石翻脸无情的作风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了。
  杜月笙身上始终有一种光棍汉的泼皮精神,有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狠劲,一旦将他逼到墙角,他会全力反击,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他绝不会坐以待毙。当蒋经国给了他响亮的一记耳光之后,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借机使出了一记漂亮的反勾拳。一次,蒋经国又召集上海绅商各界头面人物来“训话”,警告他们配合国家政策,话没落音,杜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对违犯国法之人,应该一视同仁。请您派人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然后头也不回地缓缓步出会场,将蒋经国晾在当场,一时下不来台。但他既然已经将“打虎”的鼓敲得震天介响,这个面子一定得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接招去查这个扬子公司。扬子公司是好查的?如果这么容易,杜月笙就不会走这一招棋了。
   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表兄、孔祥熙的大公子、有名的纨绔子弟孔令侃办起来的“黑公司”。这个公司之所以黑,是因为孔令侃利用他家权势什么非法生意都做尽了,还在抗战时就将美国援助中国的珍稀外汇挪用到美国炒汇,让美国人对中国的腐败大跌眼镜,他战后不光是炒汇炒股,还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已经到了目无国法的地步了。蒋经国当然知道这位表兄不是好脚色,但这次杜月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激他,他只得猛起胆子,派人跟着杜月笙的人去查封,果然查到扬子公司囤积了巨量民生物资,品种无所不有!这时候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看风头似乎有大义灭亲的决心了。
   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火冒三丈,因为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这样扯出萝卜带出泥,空宋两家声誉全都完蛋,于是马上赶到上海,和蒋经国吵了起来。蒋经国梗着脖子,一定要继续查办,最后宋美龄狠狠说:“这件事你不许再动!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作处置。”然后急电蒋介石召他到上海,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面商。宋美龄走后,有人向蒋经国建议,应该当机立断、先斩后奏,蒋经国犹豫,结果蒋介石从国共内战前线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就摈弃所有人,登机向蒋介石讲明事情经过,当然是一面之词。于是等到蒋经国再觐见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说,他老爸就说:“令侃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再查了。”根本不容他分辩。蒋经国一肚子苦水,只能横眉怒目,忍恨吞声地回去收拾烂摊子。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于是一场“打虎风波”就这么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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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
像杜月笙那样生活
  
   杜月笙过着日进斗金的生活,也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1931年杜氏家祠开祠典礼,是百年来上海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风的经典写照。杜月笙花钱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来看杜月笙在春节发压岁钱的场面。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仆役和巡捕等等人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子们的;还打了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都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没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来成群结队地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总是还要叫田洪元补送八百来个,才能应付得了。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处他每年年关总得孝敬上万元,陈世昌处“规格”也差不离。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好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说,除掉他大笔额外的应酬外,向各省军阀政要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他的钱从哪里来?第一当然是做鸦片生意,这是他起家的行当,也是他聚财的聚宝盆。三鑫公司每年的利润,估计有好几千万元,杜月笙当然抽大头。
   另外,开赌场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他自己不出面,让杜门大将顾嘉棠“抱台脚”,他的开山门弟子、号称“宣统皇帝”的江肇铭(因为他的确长得像宣统皇帝)等充当管事。
   再次就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成名以后,这些属于“下三滥”事他当然绝对不“沾手”了。但不沾手并不是说他不从中赚钱。这些包揽诉讼的人,每得一笔钱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笔,否则在上海滩“罩不住”。上海滩上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笔官司,如果是得了不义之财,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大概八万元的律师费,得有两万元进了杜月笙的公馆。当然,杜月笙会“返利”回去——过年过节,对章士钊这些门客兼智囊,总有一笔不菲的厚礼。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体现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富翁黄振东的独资企业,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业务往来。华新公司从海外运糖进口,他们的货物来源既有东南亚的,也有日本的。当时的抵制日货,雷厉风行,有被查处贩卖日货的,要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一般没有靠山商人吓破了胆。这种场合,就给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机会,陈群和杨虎扮黑脸,杜月笙扮白脸,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会上表明心迹,黄振东表明:“本公司从来没有贩运过日本糖,今后也绝不贩卖日本糖。”话刚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捡出帐册单据,揭露黄贩运日本糖。证据确凿,黄振东被当场扣押,场面非常紧张。于是黄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走通黄的结拜兄弟杨管北的路子来求杜月笙(杨是杜门“三杨开泰”的三杨之一),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黄振东的生意几乎全靠着和日本山下株式会社的往来,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干脆拜杜为师傅。当杜月笙的祠堂开祠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号”,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黄振东哪知道,他的商务往来秘密,完全是他的结拜兄弟杨管北泄漏出来的。杜月笙出来为这些破坏抵制日货规则的商人担保之后,他们以后肯定可以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别人若也来敲竹杠的话,就揽不下这活。经济绝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别人敲竹杠,结果被警备司令杨虎枪决了。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兄弟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干的,只要他“闲话一句”便可让人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轻易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勾结,影响自己名誉。但也有破例,有次法国领事馆的范尔迪先生携其女友(一位中国美人)去太湖游玩,结果被太湖水贼绑了票,法国领事馆大为慌张,他们知道杜月笙势力强大,连忙和杜月笙商量,让他去解救人质,杜月笙二话不说,去到太湖山寨,和山头老大一番交涉,分文不费把这对同命鸳鸯毫发不损地带了回来。法国领事馆对杜的本事刮目相看,非常赞赏。最重要的,这位范尔迪先生,在法租界服务有年,后来竟升任法租界领事,和杜月笙好得简直可以穿一条裤子。不过,杜月笙很少为绑票、勒索之事出头“讲斤头”,也许是因为这些“绑爷”有不少厉害脚色是他的门生吧。
   到他成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实业界巨头以后,财源就更广了。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着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名义的,就有五十六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就靠这些职位,他也进帐不少,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受辱,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开。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他袋子;里。譬如他到沙逊的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抽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物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是个挥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是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等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棉被。
   上海那时候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以不愿露脸出名的居多。他们露财之后,既怕绑票,又怕敲诈,谁也不愿花了钱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这怕露财的心理,就给杜月笙这一类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脸的机会——他不怕露财,不怕出名,因为,上海滩谁敢来动他的歪心思?1931年国内的水灾严重,地区广,他便在各省水灾赈济会上大出风头,博得声誉上的转变。当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都参加慈善事业,但他们如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杜月笙办事,杜月笙的姓名从此就和这些出身绅商的名流联系起来,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出现。这就是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发的是什么财,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详,于是多少人垂涎、觊觎。为了填平这些人的欲望,杜月笙便借助于手中的银钱。他将三鑫公司的钞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里“吃俸禄”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许多中西探长、探目,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三、新闻界人士;四、帮会首领;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铤而走险,对公司构成威胁者;七、旧日友好。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这叫“破财消灾”或“广结善缘”。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当时,上海滩上流传着这么几句评语:“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淞沪镇守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帐。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在重庆的时候,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月笙。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与之相比,同为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之作风,就显得有如小丑了。黄以势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尚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从上面杜月笙的“关系户”之广,可见他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他送礼送得也很文雅,让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决不效“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送上一堆肥腻腻猪大肠一般地显山露水。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了一架飞机送给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希罕的事,所以这事一下子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杜月笙又风光了一把。他送给人的飞机,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云直上的意思吧?其他象送人汽车、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国要员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等物。
  
   杜月笙是个“文雅”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外貌、风度就看得出来。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臂毫无目的地摆动着。身子上穿着一袭弄脏了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双邋遢的旧便鞋,没有下巴颌,不过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大黄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他拖着脚步走过来,不时无精打采地左右转动头,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面。、、、他把一只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个沾满鸦片烟迹的两英寸长的灰爪子。”这是 46岁的杜月笙,在一位外国女记者笔下的杜公馆的主人。不过这位女士也许是对有关杜月笙“残忍”的故事听得多了,初次一见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其实,从面子上看,绝对看不出杜月笙是个“冷酷残酷”的人。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很不错,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万墨林、郁咏馥(为杜烧鸦片烟的随从)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很大,交游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区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帐房把接到的请柬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綮,叫听着动容。有人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诀窍之一。他本来胸无点墨,说话不会有什么文绉绉精彩之处,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所以事到临头,他只拣自己想明白的说几句,说在要害出,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说则已,一说必有道理。
   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为了学绅士模样,他很是下过一番功夫,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
   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出身的人,是一下子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自从杜月笙当了几十上百家企业的董事长以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晚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象模象样。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他这文雅的名字杜镛还有个来历。
  这个名字是民国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起的。杜月笙怎么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人说章先生晚年索居苏州,虽名声在外,但经济上并不宽裕。某回,章的侄儿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葛,就求助于章太炎。章太炎在当时虽只是一搦管书生,但因为是革命元勋,毕竟也有些影响。可他所擅长者也不过是在文坛舞墨、学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狱”或许他还能稍尽绵薄,要办这种“缠讼”的事情,只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际便修书一封致杜月笙,恳请其援手。杜阅信后大喜,顿生“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豪迈,不仅鼎力相助,搞定此事,还趁机亲赴苏州,登门拜访,向章“汇报”此事经过,末了在茶几下放一两千元的银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感佩不已,对杜的热肠侠义大加赞赏。此后杜“孝敬”不断,见面礼越来越重。两人的关系也日益“铁”了起来。对于这一章、杜订交的缘由,章氏的后人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因为章氏根本就没有什么与人争房产的侄子。但章太炎后来不惜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亲自为杜月笙修订家谱,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两人非泛泛之交,至于两人缘何结识,倒并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座谈,不知怎么说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时杜月笙还没有改名,还叫“杜月生”)。章太炎谈锋正健,说君家这姓还有些来历,只这名字有些不够雅致。杜月笙不以为意,反而趁势很诚恳地请章氏为他重新起个名字。章太炎对所有经书典籍都烂熟于心,念头一转,马上接口说:“东方之乐曰笙。《周礼?春官?眠瞭》上说:“凡乐事,播镛,击颂磬、笙磬”。郑玄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然后,章太炎很得意地说:“杜先生,您的大名应该叫‘镛’,再在您的‘生’字上加个“竹”字头,月笙作号。这样,一面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面又寓有发扬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您看看可好?”杜月笙一听,喜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这个名字,的确无懈可击,既典雅庄重,又渊源古拙,还切合杜月笙的出生来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从此以后,凡是公开正式场合,他都用“杜镛”两字签名。1930年10月18日法租界当局公布华董的名字,写的便是“杜镛”。不过,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为他身边常挂着一颗黄金小图章,长度不满半英寸,镌着“月生”两字。
   他这个名字到了他举办恒社的时候,又派上用场了。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恒社,这是一个俱乐部形势的帮会组织。会元平时在俱乐部(有固定会址场地)聚会,吃喝玩乐、聚谈商议,来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门徒。之所以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门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经改变了很多原来青帮收徒的“繁文缛节”,但他觉得要笼络一批有地位、有知识的心腹,光用青帮还吸引不了人。
   恒,是取义于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社名则是陈群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笙,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陆京士、洪雁宾(宁波实业银行经理)、周孝伯(律师)、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等人任该社常务理事,唐世昌(《申报》编辑)等为该社候补常务理事。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的网络的各种线索,就汇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
   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从恒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为止,杜月笙心目中认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陆京士。早年,陈立夫曾对人说,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这也可见陆对杜的态度和关系。所以,杜对陆言听计从,所有恒社的主要社务活动,重大决定,都是由陆参加的。杜临终前,电召陆京士到港面诀,他临终电召的门人只此一人。
   这个恒社,就是杜月笙一帮门徒寻欢作乐的场所。后来因为来的人品位杂陈,有的公然召妓,影响很坏,所以爱惜名誉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这个场所了。这样秘密封闭的地方他都嫌玩得不放心,那他平时都在什么地方玩乐?
   说起来他的日常娱乐,他酒喝得不多,赌则是生平最喜欢的娱乐了,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在公开的赌场里赌。而是在自家公馆里召集朋友聚赌,这样外面的人就管不到了。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和张啸林这些大亨乐此不疲。但杜是京剧票友,尤其喜唱《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脚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卸。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五十元。有人说:“花五十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钱哩!”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一来到上海就给了杜月笙一个下马威的宣铁吾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 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有一次杜月笙出面募捐赈济水灾,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演黄天霸,张扮演窦尔墩。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手下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开打,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了。
   杜月笙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止是因为他娶了姚玉兰,还因为他后来又娶了京剧界中最为著名的女老生、京剧中余派的唯一真传弟子孟小冬,这是让旧上海人热羡不已的一件轶事。这件事颇为轰动,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因为杜和孟,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孟小冬曾经是梅兰芳没有上堂的夫人,而梅兰芳也是杜月笙的座上宾,关系非常密切。她比梅兰芳小13岁,祖父孟七是与谭鑫培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净演员,后从北方迁至上海。父亲孟鸿群工文武老生,她生在上海,受家庭熏陶,自小喜好唱戏,父亲看准她的天赋,打小就让她拜师学艺。她因聪慧,又下过苦功,年仅7岁就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14岁时在上海乾坤大剧场演出。这期间,她不但应工老生,连武生也唱。18岁到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专攻余派老生戏。至于拜余叔岩为师,得其亲授,那是1938年的事了。
   1925年,北京第一舞台有一场盛大的义务戏,大轴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倒二是余叔岩、尚小云的《打渔杀家》,倒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台》,连马连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戏都排在前面,可以说这场演出对孟小冬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她在京城声名鹊起,以后的营业戏卖座几乎与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相持平。
   也许是在同一戏台演戏多了,这两位名伶不久竟然成了一对鸳鸯,打破了伶界婚嫁的惯例——那时节,有名的女伶,嫁得好的,夫家不是督军就是省长,没有嫁到自家行当的。于是梅孟之恋成为梨园界里到处演绎的新闻。但其实,他们两人并未真的结婚,只不过同居在一起罢了。好梦难圆,不几年这一对神仙鸳侣竟又劳燕分飞了。
   原因据说是,梅兰芳听说在他访美期间,孟小冬身边另有感情介入。梅兰芳对孟小冬并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对梅兰芳也就不负有婚姻意义上的责任,这段感情遂告终结。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的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给孟小冬4万块钱为赡养费。其实是梅兰芳访美的次年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由此可见梅兰芳为人的厚道及情义。
  后来孟小冬来到上海,因为她和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情同姐妹,姚玉兰就邀请孟住在杜家。据说姚玉兰在杜家诸妾中颇为孤立,因为杜月笙其他姨太太都是本地人,惟有姚玉兰是北方“土产”,所以她就希望孟小冬这个长期在北方的姐妹来说话解闷,或者作为闺中内争的奥援。不意孟小冬后来常常在杜公馆为杜月笙清唱,日久生变,竟又和杜月笙连到了一起,成了杜的最后一位“入幕之宾”。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从重庆回上海,住在华懋大厦十八层,就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京剧界的名伶陪着他,真可谓“阅尽人间春色”,享尽齐人之福。最大的福分,当然是这两位夫人给他一人唱戏了。尤其是1931年杜氏祠堂开祠的时候,杜月笙遍邀天下名角,就缺了一位余叔岩和盖叫天,想不到现在余叔岩的亲传女弟子竟成了杜月笙的金屋娇人,竟日为他一人演唱,一身风骨的余叔岩不知会作何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孟小冬随杜去了香港。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在家收徒教戏,不再公开演出了,似乎有伯牙待子期之意,所以从此余派绝艺成了广陵散。她1967年秋移居台北,10年后并发肺气肿与心脏病去世。
  
   杜月笙在解放前一意离开上海,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考虑。当时蒋介石一再邀请他去台湾,而共产党则透过不同的渠道告诉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杜月笙的决策是,上海不留,台湾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风向再说。但他通过中间人向共产党保证,他留在上海的门徒,绝对不会搞破坏“新上海”的事情。其实杜月笙有一个秘密,他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长年和中共地下党的人有接触,甚至还保护、帮助过不少地下党人。他所操控的报纸,在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甚至冒着被查封的危险,登载了几条“新华社”的“反动消息”。他又在投机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万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掷。而他的老搭档黄金荣,现在已经八十高龄,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其实他这时候正过着逍遥日子。因为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还论不到来专门“照顾”他,黄金荣也就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到了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在“自白书”中,他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以八十老翁的残年,上海滩风光一世的黄金荣最后一次“跌霸”。
   此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连听二遍,杜月笙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么?
   秘密就在黄金荣《自白书》的行文之中。原来,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叮嘱家人。但等不到他落叶归根,他就已经陨命异乡,还死在了黄金荣的前面——黄金荣于是1953年发热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则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于香港。
   杜月笙的遗愿到底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后来移往台湾,葬在了汐止,隔着一条海峡,和他当年演绎龙虎风云的上海滩,朝夕相对。
   多少年后,杜月笙丧命的香江之畔,崛起了另外一名“英雄”——“许文强”!在他演绎的传奇《上海滩》中,强哥的生死兄弟丁力奉命追杀他,在那间昏暗的木板房中,丁力用砍刀留下了这位恩人的一节小手指而放了他一条生路。据说,这个情节来自一个真实的原型,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杜月笙。
 

yves

一等兵
有两个公认的京剧界名角缺席,那就是声望不在杨小楼和梅兰芳之下的北京余叔岩和上海盖叫天。这是杜月笙安排的这一趟京剧盛会的唯一缺陷。它不够完美,因为,杜月笙已请来了这么多名角,已经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完美——完美是什么境界?就是杜月笙也做不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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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排没去谈不上风骨,丫当时正好患病想去去不成。盖叫天才是真正的不去,他立誓不唱堂会,任谁的也不去,除了跑码头赚些银两,就是宅在府第练拳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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