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颠覆的文明》西方邪恶势力贬低中华文明真相:

本帖由 大秦国2017-10-04 发布。版面名称:精品转载/连载

  1.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所谓帝王谷的疑问

    帝王谷,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18到20王朝(大约从公元前1539年到公元前1075年)时期的法老和贵族主要陵墓区。 现在已经开发了62个陵墓。位于尼罗河西岸,距岸边7公里,可以从底比斯卫城北端陡峭的环山公路到达。

    帝王谷就坐落于离底比斯遗址不远处的一片荒无人烟的石灰岩峡谷中。在那断崖底下,就是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70年~前1090年)安葬法老的地点。几个世纪以来,法老们就在尼罗河西岸的这些峭壁上开凿墓室,用来安放他们显贵的遗体,同时这里还建有许多巨大的柱廊和神庙。这里曾经是一处雄伟的墓葬群,一共有60多座帝王陵墓,埋葬着埃及第17王朝到第20王朝期间的64位法老,其中有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最著名的法老。在这些陵墓中最大的一座是第19王朝塞提一世之墓,从入口到最后的墓室,水平距离210米,垂直下降的距离是45米,巨大的岩石洞被挖成地下宫殿,墙壁和天花板布满壁画,装饰华丽,令人难以想象。六十余座法老陵墓,大多因被盗损毁常年关闭,只有少数向游人开放,参观时需从半山腰入口,步行两百余米深入地下寝宫。沿途看去,只见墓道里画图满满,极少空缺。三千年前留下的画作和象形文字,至今异彩犹存,仍十分照眼。有介绍说,象形文字内容多是赞颂法老王平生的赫赫伟业。帝王谷中的岩石质地不一。陵墓的修建需要穿过多层不同质地的石灰岩。这使得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当时的陵墓设计师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修建计划因此需要不断的修改。最严重的问题是页岩层。这种材料遇水会膨胀。这将毁坏许多陵墓,特别是在发洪水的时候。

    --(点评)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料,这时候的古埃及拿青铜工具玩不起的,参考中华青铜时代的克石工艺水平。要进口所谓赫梯的原始块炼铁工具比黄金还贵,工具性能依旧无法高效克石。按白皮提供的文献和文物证据,那时候连法老也只能用赫梯王赠送的武器。

    --其次在石灰岩和页岩夹杂地层开凿洞窟,还有发洪水的桥段,以为帝王谷是3000余年恒温恒湿干燥箱的可以去泡澡了。如此地形地质和气候,还有下面还要提到的3000年被盗史和旅游史导致的壁画与浮雕(如果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话)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数千年教派的变化、族群的入侵,异教徒的玩艺如何生存至今依旧“异彩犹存”?

    --这些恰恰说明,这处所谓帝王谷遗址是新货色。证据还有,继续。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帝王谷始于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公元前1545年~前1515年)。图特摩斯有感于先人的陵寝大都不免遭受盗墓人的侵害,把自己的陵墓同殡葬礼堂分开,这在埃及法老中还是没有先例的。他的墓地距礼堂将近1.6公里。他命依南尼在底比斯山西麓隐蔽的断崖下,在那石灰岩壁上开凿了一条坡度很陡峭的隧道作为墓穴,并将遗体(木乃伊)放在那里。从此以后的500年间,法老们就不断地在这个山谷里,沿用这种方式构筑自己的岩穴陵墓。

    帝王谷在古代是旅游景点(尤其在古罗马时代)。希腊人看到那通往墓室的长长的隧道,觉得很像牧童吹的长笛,就把这种岩穴陵墓叫做“笛穴”。古希腊的斯特拉波(公元前1世纪)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公元1世纪)均记载底比斯王室墓葬共有47处,其中17处当时仍保存完好。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等古代作家也曾提到谷中管状的通道,指的明显就是帝王谷的陵墓。许多墓葬都有古代旅游者留下的涂鸦。朱尔斯·巴耶(Jules Baillet)找到2100处希腊与拉丁文的涂鸦,并有少量其他如腓尼基文、塞浦路斯文、吕基亚文、科普特语等的涂鸦[3]。大部分古代涂鸦都是在KV9发现的,有近千处之多,最早的涂鸦可追溯至公元前278年。

    --(点评)先来看白皮吹嘘的旅游史,越是胡编乱造,越是难以圆谎。文献记载,古代涂鸦,既然早已众所周知数千年,为何从涂鸦到壁画保存完好如新?谁来保护,谁在维护,经费来源,教义冲突,都是无法正面的漏洞。因此,从这些所谓的旅游文献到涂鸦,很可能都是假货。

    在法国神父克劳德·西卡尔于1726年来到之前,没有人知道底比斯的所在。人们知道它是在尼罗河沿岸的位置,但经常与孟斐斯及其他城市混淆。其中一名首位到达埃及的丹麦探险险家费雷德里克·路易·诺登(Frederic Louis Norden)记录了他所看见的底比斯。其后理察·波寇克(Richard Pococke)于1743年出版了第一幅帝王谷的现代地图。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随军的德农男爵(即多明尼克·韦冯)绘画了帝王谷陵墓的地图及平面图,并第一次记录了西谷这地方,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陵墓(WV22))就是在当地发现。合共二十四册的《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中有两册亦介绍了底比斯附近的地区。

    由于商博良于十九世界初期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翻译,推动了欧洲人在当时对底比斯附近地区的研究。在该世纪早期,受雇于亨利·萨尔特(Henry Salt)的乔凡尼·巴提史达·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发现了若干陵墓,包括在1816年发现位于西谷的阿伊陵墓(WV23)及在次年发现了塞提一世的陵墓(KV17)。最后,他宣称已发现所有的陵墓,在该地不会再有新的发现。同时在该地进行发掘工作的法国总领事纳迪诺·德霍维提(Bernardino Drovetti),是萨尔特和贝尔佐尼的同行竞争对手。

    1827年,约翰·伽德纳·威尔金逊(John Gardiner Wilkinson)获委派为每个陵墓的入口绘画,为各陵墓定下编号,这些编号由KV1至KV21。[9]这些图画及地图后载于1830年出版的《底比斯地形图及埃及的全面研究》(The Topography of Thebes and General Survey of Egypt)。与此同时,埃及学家詹姆士·柏顿(James Burton)探勘帝王谷,他的工作包括令KV17免受尼罗河泛滥的损害,但是使他更为有名的是进入KV5。

    1829年法国远征塔斯卡尼的时候,商博良与伊波利托·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及涅斯托耳·洛特(Nestor L'Hôte)来到帝王谷。这次的探索持续两个月,他们研究了已打开的陵墓,并走进其中16个陵墓内加以研究。他们复制了陵墓里的铭文,并辨识陵墓所葬的主人。在KV17,他们刮走了墙壁上的雕刻装饰,那些装饰现于巴黎卢浮宫展览。

    1845年至1846年期间,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的远征队对帝王谷进行研究,他们对帝王谷东谷的25座陵墓及西谷的4座陵墓加以探索及记录。

    西蒂二世(第十九王朝)木乃伊、拉美西斯一世(第十九王朝)精美壁画、拉美西斯四世(第二十王朝)巨大的石棺。

    --(点评)“于1726年来到之前,没有人知道底比斯的所在。”那些旅游者和文献是伪造的无疑了。

    --英法两家竞争激烈阿,造假自然也是心照不宣的。合作与竞争并存,伪造高大上的文明,并借所谓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和罗马征服来篡夺文明的主导权与解释权。

    --“他的工作包括令KV17免受尼罗河泛滥的损害”,说明洪水是会每年来光顾这地方的。那么白皮来之前呢?洪水就不来了?别忘了卢克索神庙每年4个月泡洪水澡的桥段哦!

    --商博良不仅是伪造的罗塞塔三语石碑的“破译”者,还是“刮走了墙壁上的雕刻装饰”盗宝者,尽管这些雕刻很可能也是白皮自己伪造的。后面提到的木乃伊、壁画和石棺,和下段内容可以对照一下。

    在帝王谷,法老们选定的墓穴位置是彼此靠近的,不像过去那样分散,目的是为了便于集中守护,然而,这也恰恰给盗墓贼提供了方便。托特米斯四世下葬不到10年就被人洗劫一空,并且,在墓室的墙上,盗墓者还留下了得意的留言。可以说,在500年的时间里,葬在那里的每一座墓室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洗劫。以至于后来的法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先祖改葬。拉美西斯三世的遗体前后改葬了3次,阿赫密斯、阿门诺菲斯三世、图特摩斯二世以及拉美西斯大帝的遗体也都曾被改葬别处。到最后,由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好将它们几具、十几具堆在一处。1881年,开罗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仅在一个秘密洞穴中就发现了40多具法老木乃伊!

    300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者把这片山谷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19世纪,一支又一支盗墓匪帮仍然在这里活跃着。可以想像,这里的陵墓遭到了怎样的浩劫——这个被四周的山脉所包围的荒凉峡谷,充满了死亡的阴影。当年豪华的洞穴已被洗劫一空,许多洞穴的入口敞开着,成为野狐、沙隼和蝙蝠的巢穴。然而尽管帝王谷已经破败不堪,仍然有一些贪婪的人在山石上四处踅摸。在同一个地方,盗墓活动持续了3000年,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点评)这是法老墓还是乱葬岗?随便挖,随便埋,王朝的君臣武装都是吃屎的么?还玩改葬游戏?最后还来个集体乱葬洞!不同的王朝,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族群,这木乃伊的来源只有一个可能,19世纪发现时候的新品制作。500年盗墓时尚,这些王朝的国王都是蠢猪么?3000年盗墓,壁画、雕像、浮雕、木乃伊保存至今,这些盗墓贼都是文物保护工作者穿越了么?不会是转手销售赃物之后再用于文物的日常维护了吧?

    据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2月11日报道,帝王谷位于埃及古城卢克索附近,是埋葬法老的地方。新发现的陵墓尘封3000年之久,上周得以重见天日。美国考古队最新发现的这个墓穴离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陵墓只有数米之遥,里面仅有一个约5米长、4米宽的墓室。这座单室陵墓包括五个木棺,木棺状似人形,缀有彩色的安葬面具,其中一个棺木向门一侧翻倒,上面绘制着一个女性的脸部,黑色长发,细细的眉毛,涂着眼影,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色项链。角落里的另一个棺木也已部分打开,露出了裹着木乃伊的褐色的布,可以看出白蚁侵蚀的痕迹。木棺上半身金色的粗项链和护胸盔甲清晰可见,而下半身已经开裂,在白蚁的啃啮下慢慢腐烂。另一具人形木棺静卧在墓室的另一边,只能看见一部分。棺盖下隐隐现出一块褐色的布,这也许是里面木乃伊身上的东西。这些木乃伊群的发现证明,在新王国时代末,古埃及人开始把木乃伊移出墓穴,并把他们藏起来。

    棺材周围还排列着20多个白色石膏罐,罐子上法老的封印保存完好,没有被动过的痕迹。石膏罐通常四个一组,用来存放为死者做木乃伊时取出的内脏,以及为死者准备的水和食物,以便他们在“旅途”中享用。此外,墓室内还散落着一些陶器。根据棺木和陶器的样式,考古学家们确定陵墓年代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即公元前1567年到1320年之间,正是古埃及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

    --(点评)美国佬在新世纪玩这个,“离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陵墓只有数米之遥”。棺木有的翻倒,有的部分打开,法老的封印却保存完好,颇耐人寻味。

    --石膏罐子3000年如新,陶器、彩绘和麻布也是3000年如新,却又有白蚁的入侵!3000年封闭墓室,需氧生物白蚁哪里来的,为何良心发现,至今尚未吃光里面的木质和尸体?

    --结论:造假已成习惯。此地原来可能是当地的阿拉伯墓地或仓库,白皮利用改造为所谓的古埃及王室墓地。

    --现在这地方叫做旅游景点,人民币80元可以看三个洞穴,不过图坦卡蒙洞穴另加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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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乃伊制作方法本身就让人怀疑,从感情来说尽量保持尸体的完整才符合常理吧,像中国古代的金缕玉衣,而木乃伊的制作方法感觉像是近现代的标本制作方法一样。

    不要说利用丰富的地质、铁器知识,就看公认的介绍,里面数不清的矛盾和硬伤!造假如此,毫无廉耻!
     
  2.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关于纸的问题,前面说了一部分,本版块也有一贴说明过,现在再补充点:

      什么是纸?传统上所谓的纸,指植物纤维原料经人工机械—化学作用制成纯度较大的分散纤维,与水配成浆液,经漏水模具滤水,使纤维在模具上交织成湿膜,再经干燥脱水形成有一定强度的纤维交结成的平滑薄片,作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的材料。这个定义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纸,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它包括“纸”这一概念的四项要素:(1)原料:必须是植物纤维,而非动物、无机物或人造纤维,用植物纤维以外原料造成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纸。(2)制造过程:植物纤维原料经提纯、机械分散、成浆、抄造及干燥成型等工序处理而成者为纸,未经这些工序,用另外途径而成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纸。(3)外观形态:表面较平滑、体质柔韧,由分散纤维按不规则方向交结而成,纤维分布较匀,整体呈薄片状(纸板除外)。(4)用途:书写、印刷、包装等。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才能称之为纸。

      以往人们由于没有弄清或规定纸的确切定义,将一些不是纸的材料也当成纸,造成造纸起源上的误会。例如《后汉书》作者范晔(397~445)说:“其用缣帛者谓之纸”,今天看来就错了。缣帛本是丝织物,是将动物纤维蚕丝借纺织工序制成,不符合纸的定义,因而缣帛不是纸。

    还有人认为莎草片是纸,且作出造纸术起源于西方的结论。莎草片虽为植物原料,但加工方法与造纸工序根本不同,外观形态及结构也与纸大异,不能认为是纸。更有人认为太平洋沿岸各国及大洋岛屿上一些民族造的树皮布(tapa)是纸,且将造纸术起源与“树皮布文化”联系在一起。其实树皮布与莎草片、贝叶一样,制造工序及外观形态上都不能与纸等量齐观。纸的基本成分是提纯的分散纤维,而莎草片、贝叶及树皮布不是如此。在讨论造纸术起源时,要严格按专家们一致同意的纸的定义出发,才不致造成混淆。
     
  3.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围绕造纸起源问题不同意见之争所以长期未得解决,主要因汉代古纸出土较晚。蔡伦以前究竟有没有纸?如果有,纸的原料、形态及制法如何?这些问题都得靠考古发掘才能得到最终答案。

      有幸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田野发掘逐步开展,为解决造纸起源这个古老的问题带来新的曙光。继1933年的发现之后,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遗址又出土一批文物,内有铜镜、铜剑、半两钱、彩绘陶器、石虎等物上百件。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最大一片约10平方厘米。此墓葬虽非有计划发掘,但附近土层单一,无他墓干扰,器物同出于此。断崖上扰土层为当时回填的五花土。该墓为南北穴土室墓,有白色棺灰存在。考古学家按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1964年我们对灞桥纸鉴定,该纸呈浅黄色,纸上纤维束较多,间有未松解小麻绳头,但整体而言仍以分散纤维为主,乃断为早期麻纸。[5]

      1973年甘肃省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地区的肩水金关驻军遗址作科学发掘,从中清理出纪年木简、绢片、麻布、木器、毛笔、石砚及古纸等物。古纸共两片,一片呈白色,质地匀细,9厘米×21厘米,年代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另一片呈暗黄色,质地较松,9厘米×11.5厘米,年代为哀帝建平元年(前9)。纸的年代是按同一探方内所出纪年木简而定的。经化验亦均为麻纸。考古学家认为该出土地点清楚,遗址中部位明确,绝大多数均有层位关系,又属科学发掘,因此金关纸的断代是可靠的。

      1978年10月,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建筑遗址中清理出窖藏陶罐,内有半两钱、五铢钱、铜器等30多件。其中漆器装饰件铜泡(铜钉)空隙中间填塞了纸,纸上有铜锈绿斑,纸面呈白色、质地细,约为6.8厘米×7.2厘米。经专家鉴定,这批文物为宣帝(前93~前49)前后遗物。中颜纸出土地层明确,又是考古学家发掘的完整西汉窖藏物,断代可信。经我们化验也是麻纸,与罗布淖尔纸同时,但制造更为精细。

      1979年10月,甘肃省长城联合调查团在敦煌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发掘实物337件,有五铢钱、丝毛织物、铜铁木器、麻布、毛笔、石砚、麻纸及1 217枚木简。古纸共五片,颜色深浅及质地粗细不等,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初年。其中有四片呈白色,制造精细,年代为西汉末;另一片浅黄色,较厚,制造粗放,作20厘米×32厘米的长方形,四周自然边缘清晰,是迄今出土西汉造的最大一张完整纸,年代为宣帝时(前65~前50)。

      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已于1933、1957、1973、1978及1979年先后五次在新疆、陕西及甘肃等省、区不同地点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古纸,从而解决了造纸起源问题。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术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造纸术起源提前200年,正说明造纸术源远流长。这本是件好事,任何关心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人都会为此高兴,欣然接受考古事实。而实际上近30年来中外有关出版物已经这样做了。

      从考古发掘事实中还自然而然地证明蔡伦不是造纸术发明者。那么这是否意味全盘否定蔡伦的作用呢?否。他的作用在于:(1)他总结了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2)他在洛阳主持并倡导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充了造纸原料。皮纸的研制是重大技术创新。总之,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术革新者。这些评价原则上同唐宋学者的结论相符,却是在有了考古实物证据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

      在论述了造纸术起源于西汉,又对东汉蔡伦给以应有评价后,持续已久的造纸起源之争本该告一段落,人们认识本该趋于一致。然而很遗憾,至今仍有人坚持蔡伦发明纸的旧说,否定蔡伦前有纸,而这就意味着否定20世纪以来的历次考古发现事实。

      但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又发现古纸,呈黄色,5.6厘米×2.6厘米。纸上绘有地图,用细黑线绘出山、川、道路等图形,绘法接近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图。此纸绘地图位于棺内死者胸部,同时出土的有陶器、漆器及木制品等。发掘报告写道:“墓葬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文、景即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前156~前141年在位)。报告又说:“5号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残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我国在西汉初期就已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对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大的价值。”这对企图否定蔡伦前有纸的人来说,有如宋人王令(1032~1059)诗所述:“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那样,越是不承认西汉纸的存在,西汉纸就越是出土。

      1989年5月至7月,我们对放马滩纸作了反复检验,证明是质量较好的麻纸,虽然比灞桥纸还要早。纸上地图表明,早在西汉初期所造的纸便已用于书写。西汉先民造纸的动机即在于找出一种能代替帛简的新型书写材料,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成功。西汉纸的出土使史书一直缺乏详细记载的早期纸原料、形态、制法及用途等情况大白于天下。1990年6月起,放马滩纸作为《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品在北京故宫正式与中外观众见面。7月5日《中国文物报》就此写道:“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纸的实物竟会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墓葬中,不禁令人联想起学术界多年来有关西汉是否有纸的争论可以到此休矣。”

      继此之后,1990年冬甘肃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在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遗址主持的发掘中,发现30多片古纸,内有3片纸上留有字迹,年代均属西汉。出土地点有明确地层关系,同出有印章(印文为“爰长和印”)及1.5万枚木简及各种器物万件。这真是白纸黑字的物证,证实西汉纸可用于书写。笔者有幸先睹为快,经检验仍为麻纸。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能再否定蔡伦前西汉有书写纸的事实了。


      根据出土古纸检验和文献记载,汉初所造之纸为麻纸。麻纸制造其实并不复杂,从汉到唐(前2世纪~10世纪)千余年间,中国用纸以麻纸为大宗。但古书对汉代造纸技术缺乏记载,要解决这个问题须首先对汉代纸作系统化验,了解其原料成分、形态及质地,同时掌握手工造麻纸各工序所需设备及操作方法,还要从事模拟实验。

      1965年我根据上述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汉代麻纸大体说需经历下列11道工序才能制成:将原料破布、麻绳等浸润、切碎,再浸石灰水后蒸煮,并洗涤、舂捣成泥状,更与水配成浆液,用模具抄造即成为纸。现将这些工序及所需设备以图表之如下:纸之精细取决于操作技巧及是否精工细作,有效设备的利用也与此有关。西汉先民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操作从废旧麻料中利用简单设备完成了造纸术的发明。汉纸形状分正方形及方长形两种,而以后者居多。
      1979年敦煌马圈湾出土一张完整的西汉麻纸,直高20厘米、横长32厘米,由此可想到当时抄纸模具大小亦与此相当,但亦不排除造出比这还大的纸的可能。1990年冬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汉有字麻纸,纸面有明显帘纹,由此更可推断出其抄纸模具之构造。
      麻纸在西汉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后,至东汉蔡伦时代经过总结、提高,所造之纸较前又大有改进,故推广较快。至东汉末(2~3),造纸名工辈出,最著名的是山东东莱人左伯,其所造麻纸驰名一时。赵岐(108~201)《三辅决录》引韦诞(179~253)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韦诞墨),皆古法。”东汉时的字纸20世纪在西北地区也有出土,纸质较好、细而薄,可两面书写。

      东汉时的另一成就是造出麻纸以外的皮纸,而这同蔡伦的活动有关。三国时魏(220~265)博士董巴在《大汉舆服志》中记载蔡伦在东京(洛阳)主持制造皮纸,而以野生的楮树(今名构树)之皮为原料。这是桑科木本植物,南北各地野生,其韧皮为良好造纸原料,所含纤维质地较高。古时曾以楮皮纤维织成楮布作衣料用,与麻布有同等功能,但成本显然低于麻布。因楮树无需人工栽培,随处可砍伐,经沤制后即可得纤维,再将其纺织成布。
      中国汉代用楮皮纤维织成的布,20世纪初在新疆曾出土。破旧的楮布因而与麻布也成为造纸原料。既然汉人可用更廉价的楮皮纤维织布代替麻布,则就有可能探索出直接用楮皮纤维造纸。这从技术上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结果。可以设想,用楮皮造纸需先将其于水中沤制脱胶,再用草木灰水蒸煮,以下的程序与造麻纸同,不过要随时将楮皮外表的青皮层剥去。
      楮皮纸的出现打开了造纸术的广泛的原料来源,导致后世桑皮纸、藤皮纸、瑞香皮纸等一系列皮纸的出现。但汉代的皮纸至今较少出土,因为出土麻纸的地点多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带,这些地方那时仍以麻纸为主。中原及南方产皮纸的地方地下水位高,纸被破坏,故发掘古墓很少见有皮纸,不等于说当时不产皮纸。

      --以上引自“造纸术的起源及汉代的造纸技术”
      第一章 造纸术的起源及汉代的造纸技术
      作者:潘吉星 
      我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研究,就获得了李约瑟博士的赞誉。潘吉星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兼职导师等职;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客座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客座教授、日本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用中外文发表学术专著17部、论文170余篇,如《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天工开物校注与研究》、《中外科学之交流》、《中国造纸印刷技术史》等,主编《李约瑟文集》。曾获中国图书荣誉奖1项、中国科学史优秀图书一等奖3项、国家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1项、中国优秀社会科学图书二等奖1项,以及各种省部级奖近10项。

      (注:北京大学的郑也夫教授在《造纸术的起源》一文中根据考古证据提出,楚地出树皮布,其石拍漂絮工艺为出身楚地的蔡伦所熟知,对其改进造纸工艺有决定性影响。详见原文内容。造纸术的起源

    蔡伦是改良造纸术,他改良之前汉庭也在用纸张啊,只是技术不好,质量不高,满足不了需求。

      提请网友注意,不要把白皮所谓的莎草片子或羊皮张叫做纸,只能叫做莎草书或羊皮书。前者系白皮以及阿拉伯商贩于1880年代以后伪造。后者是从中亚传来“画革旁行以为书记。”
     
  4.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关于埃及伪纸发明的笑话 :

    古埃及沙漠露天垃圾堆里的巨量莎草文书真相 (转载)_煮酒论史_天涯论坛_天涯社区

    白皮伪造史料的案例还是很多的,随便举两个,原文比较长,论坛闲聊,节选一点:

      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备受尊重的教授保罗?科尔曼?诺顿发表了论文《有趣的不写》,“不写”(agraphon)指的是耶稣被保存在一些古代的典籍中,但在教会认可的福音里找不到的话语。

      1943年,诺顿教授作为一名美军士兵进入了法属摩洛哥费达拉镇上的一座清真寺,他在那里发现了一本阿拉伯文经书,里面夹有一张羊皮纸单页,上面抄录了一些关于《马太福音》1~13章和19~25章的希腊语译文。因为身处紧急的战时环境,诺顿教授没有条件给这页拍照,但是将之仔仔细细地抄写了一遍。

      当他战后有时间研究时,便从中发现了一个“agraphon”。在《马太福音》24:51节中,也就是耶稣警告恶人会“被扔到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之后,手稿上还有一段不见于正典福音的对话。

      --(点评)一个大兵在西北非的摩洛哥小清真寺里发现一本阿拉伯文字的经书,里面居然是夹一张希腊语基督教抄文,呵呵。就算这阿訇是基督徒冒充的,胆子也太大了点。

      没有拍照,倒是有闲心仔仔细细地抄写。问题来了,原始手稿呢?忽悠傻子的说辞,而已。
     
  5.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看看所谓宝藏文物的来源疑云: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

      上述展览正在故宫午门雁翅楼展出。由于阿富汗的战乱,这批珍宝自2006 年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巡展,至今已是第十一个年头。

      展览的第一个单元便是来自阿富汗法罗尔丘地(Tepe Fullol)的4 件金杯。虽然文物数量不多,但却是这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一批。按照标牌的说明,它们属于青铜时代,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1900 年前后。

      --(点评)最早的,有说明的,年代明确,真的吗?

      有关这个窖藏,美国考古学家Louis Dupree、意大利学者Maurizio Tosi 和荷兰学者Eric Olijdam 曾先后撰文进行过讨论。

      “法罗尔”的名字来自于距离这个窖藏最近的一个村子,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 Prov⁃ince),其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就是阿富汗著名的青金石产地。

      窖藏中一共发现了5 件金器和12 件银器。这次展出的三件相对比较完整的金杯分别是该窖藏中的4 号(公牛纹金杯)、1 号(几何纹金杯)和5 号(公猪纹金杯)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残片。

      器物的残破和其发现历程不无关系。据说这批器物是1966 年当地村民在翻土肥田的时候发现的。村民们企图平分这些器物,并在附近的集市上将其卖给金银匠换钱,于是就把它们切开,以便分配得更平均。幸而当地政府得知以后迅速将其收回,它们才得以归属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点评)据说,翻土,发现,破坏,进馆。来源可疑。

      喀布尔博物馆的A. R. Wardak 博士在一周之后赶到了发现地。除了收回了这批文物之外,他还在土丘上开了两条探沟,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更多的器物。虽然在其中一条探沟中发现了一座墓葬,但由于其中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其与这批器物的关系也并不清楚,因此也未能对器物的年代和文化背景等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

      --(点评)问题只有一个,这些玩艺究竟是哪里来的?

      窖藏本身也有不少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首先,有关窖藏的具体位置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最早发表文章的Dupree 称其为Khosh Tapa,认为该地点在巴格兰的东北方,但进行了试掘的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 与Tosi 撰文,却称其为Fullol 窖藏,认为在巴格兰的南部。

      但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点是听当地村民所说,且不能排除当地村民所述有误,甚至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利益而将考古工作者引向一个错误地点的可能性。

      在当地村民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传说,说是村子中一位最年长的老者将村民们带到了这里,而老者则说是一个穆斯林圣人出现并向其透露了宝藏的埋藏地点。

      正因如此,并考虑到阿富汗在20 世纪70 年代猖獗的非法盗掘活动,Olijdam 甚至怀疑,这些器物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某一个”窖藏,而是集合了当时该地区多个不同地点非法盗掘出土的金银器,因此其风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别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体。

      其次,有关土丘的高度、探沟中所发现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与灰层的位置关系、器物收集的时间等等问题,在Dupree 和Tosi 的两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尽相同。这些问题Olijdam 在文章中有详尽的分析。

      可见有关窖藏实际上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以后恐怕也不易解决,但其矛盾之处却提醒着我们在理解这批器物的时候,对其出土背景应该加以格外的注意。

      --(点评)不必俺赘述,本文的意见虽然比较客气,没有直接质疑该文物窖藏的真实性,但大家都懂的。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6版
     
  6.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问题是俺引述了大量文章就是西方学者甚至白皮自己的论述,这些慕洋犬就装瞎子了,心黑眼瞎的白皮丧家犬。

    网特和慕洋犬的手法,主要有这几种:

      1.贴出一堆“资料”或是虚辩证,实际上这些“资料”或者与主题无关、或者根本没有说服力,但资料够长,一般人看得头疼,读完之后可能也看不出有问题。

      2.大部分“资料”已经被驳倒,但还是反复地贴,糊弄一些不知实情的人。

      3.“反驳”的时候,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实际上这些话根本与反驳无关,但在开头或末尾加上一句贬低他人的总结语,就当作是“反驳”成功了。

      4.自己另开一贴,把别人引用的资料或提及的资料原文贴一遍,这样能显出自己很有学问。

      以上还算是不算缺德的那种,再下去就是撒泼打滚、反复转进,开小号骂人等不入流的办法。
      最后自然是栽赃陷害加禁言封号了(比如网特直接控制的论坛上),都享受过的,呵呵。

    网特膜拜西方的一些思维,也贯彻其中,极大地影响了一些慕洋犬的思维方式。比如网特常在掩盖登月骗局时引用的一名话:“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自己喜欢”。 一方面网特向普通网民灌输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你敢不信登月就是反科学)同时通过发表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言论达到美化这种思维方式,同时这样又可让人失去判别标准,从而使假的可以横行。另外在专业上根本不了解的人,也要发表意见,不重真实的证据只看说法或是所谓权威主流。而这些人根本更没有能力看穿国家级骗子的障眼法。
     
  7.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外国学者揭秘西方伪造历史


      贝拉·卢卡奇博士 整理

      诸玄识 编译

      现代标准的西方及世界的编年史体系是在16—17世纪被伪造和成型的,神职学者是始作俑者(在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教士和贵族——部落上层——都是文盲)。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院士的研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欧美国家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伪造的。真实的西方历史最早开始于1250年左右(此前毫无文字记载)。耶稣基督产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于1086年,而第一次十字军则是对他的遇难的直接反应。

      荷马史诗是中世纪的匿名诗人……。 [4]

      古希腊的城邦和殖民地的素材分别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十字军东征。 [5]

      让·哈尔端揭露,几乎全部的古代著作都是在13世纪以后伪造出来的。 [6] 哈尔端还说,几乎全部的古代艺术作品、石刻和钱币都是伪造的。 [7]

      所谓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作家,生活在14—16世纪。 [8]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最近杜撰出来的,希罗多德参考了11—16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他本人生活在16世纪。 [9]

      柏拉图的《共和国》的真正作者,是中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 或 Pletho,约1355年—1452年)。……被说成是是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Plato)和公元第三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都是15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Pleton)。 [10]

      “古代的希腊文著作”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希罗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希腊”的著作,都是11—15世纪的,在16—17世纪被编撰。 [11]

      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恺撒战记》 都是后来伪造的。 [12]

      罗伯特·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瑞士语言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我们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根据巴利道夫的阐述,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和别的“古典作家”,所有他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纪;他们的家,并非是古希腊或罗马,而是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丝绸之路的终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向西叠加波及的欧洲门户)。全部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同仁和门生,拼凑和撰写出来的。“人文主义给予我们一个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奇妙世界,这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发明。”巴利道夫说。 [13]

      威廉·卡梅尔(Wilhelm kammeier)手稿《全面伪造的历史》写道:德国历史和全部的世界历史都是在极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献资料都是伪造的。 [14] 圣奥古斯丁著作是在假的基督教典籍之列。 [15]

      1873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红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这个古代伊特鲁里亚文物很快闻名。经杰出的博物馆专家鉴定,它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然而十年后,一个名叫恩里科·彭内利的罗浮宫的修复工,通知考古学家,……该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罗·彭内利制作的,然后,将它埋在土里,再“成功地”发现这件文物。[13]

      19世纪末,一批带有斑点和神秘文字的雕像在耶路撒冷重见天日。所有这些被称为古代摩押人的“文物”,被普鲁士政府以20000塔勒拍卖,旨在资助东方学研究。然而法国人克莱蒙-加诺(clermont ganneau, 1846 —1923年,考古学家)宣称它们全是假货。一个政治丑闻爆发,因为柏林博物馆收藏了1700件“摩押文化”的古董;结果发现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这类文物的公司(工厂),……就坐落在耶路撒冷。[14]

      1920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购入三个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译者按:位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纯属伪造),被认为是(该文明)唯一的二千三百年以前的艺术品。专家们欢欣鼓舞,只有文物保管员帕森斯对此发现深表怀疑。三十年后,帕森斯遇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菲奥拉万蒂的意大利人;后者承认,在半个世纪前,他和其弟里卡尔迪·菲奥拉万蒂拥有一个批量生产此类文物的陶瓷工厂。但纽约大都市博物馆拒绝相信帕森斯所写的调查报告。一名专家带着馆藏武士所缺的一个手指的模型,找到菲奥拉万蒂;发现他保存了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的一个手指,作为纪念。[15]

      1896年卢浮宫以200,000法郎收购了赛塔芬尼斯金皇冠(Saitaphernes' Golden Tiara,希腊—西徐亚人的文物),五十年后发现是假的。[16]

      附注:引文参考诸玄识博客。

      首先,这时一大波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凭空出现了,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三百万言之多。

      亚里士多德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等。

      著作成就:

      1.逻辑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以上六篇逻辑学著作总称《工具论》。

      2.形而上学:《形而上学》。

      3.自然哲学:《物理学》、《气象学》、《论天》、《论生灭》。

      4.论动物:《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尼各马克伦理学》、《158城邦制》。

      5.论人:《论灵魂》、《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

      6.伦理学和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雅典政制》、《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论美德和邪恶》《经济学》。

      7.美学著作:《修辞学》、《诗学》、《亚历山大修辞学》。  我惊为天人。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  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

      既然是残篇,何来亚里士多德的“巨著”三百万言之多?

      著作的原稿呢?

      欧洲人回答:抱歉,是从阿拉伯得来的手抄本残篇。

      问:那么手抄本现在何处呢?

      欧洲人回答:原本已经遗失。

      看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展,绝大多数都是千篇一律的石头雕像。平时的吃、穿、住、行等文物少得可怜,因为那东西造假不容易。古希腊古罗马人真是有闲情逸致,不吃、不住、不穿,不学习,天天就在玩儿大理石雕刻,笑!

      参与“古希腊伪史”打造的,[不仅有文艺复兴时期被教皇和梅地奇银行家雇佣的意大利艺术家,]还包括启蒙时期包括法国的文学家雨果,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席勒,还有一群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所有十字军国家的学界精英。

      庞贝城也是意大利在数百年中,打造出来的,至今那里还在搞仿古建筑,对外说它们在“发掘遗址”。英国的巨石阵也是20世纪建造的假古董……

      这些雕像的仿古很简单,把鼻子、耳朵、生殖器敲掉,往上面泼药水就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了,西方化学家也是参与古希腊伪造的一大群人。法国南部地区有很多伪造的古罗马建筑,一看就是泼药水造出来的:大理石质的建筑与雨水接触后,石头表面会产生很多孔洞,雨水接触越多与接触少的区域,孔洞结构、分布是不一样的,可在这些仿古建筑表面,用泼药水模拟水侵蚀的石头,孔洞结构、分布都跟是否与雨水接触都没关系了,天花板上的孔洞分布,与外墙上的孔洞分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到西方去看所谓古罗马,古希腊建筑,要带着批判的思考,细腻去看,不要只带着敬仰膜拜去看。西方基本上所有古迹都是人造的,很多古董是从别国掠夺的,埋在西方的土地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模拟“考古现场”,一看就知道是埋进去的假古董。
     
  8.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图坦卡门墓1924年“发现”时候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网络上可以找到彩色照片的。
      简单列举槽点如下:

      墓门用麻绳系住并用法老泥封印,3000多年受力的绳子依旧如新,泥封悬空也不开裂。
      大量文物是木质包金银,有的歪倒,有的上面压有重物,有的多件叠压,3000年毫无受力毁坏痕迹。
      乌木包金的法老卫兵雕像完好屹立,可以随便搬运清理歪倒包裹。
      法老的绘饰棺材直接摆在报纸上清理。
      棺顶架空的麻布还点缀多个金花饰,3000年受力毫无损坏糟朽,还可以用木棍直接卷起来。阿拉伯民工甚至赤膊赤手参加清理搬运。
      等等。

      以前俺以为这是一次人类历史的重大发现,前几年以为只是白皮胡乱编造历史,文物还是以真实居多。现在,呵呵。俺倒是要看看白皮还有多少无耻的伪造。
     
  9.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历史考据在现代,主要是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入手验证,二者之间的交集是出土文献的解读。

      文献学上也涉及现存文献的抄本源流和真伪问题。某些质疑何新强调的伪史论的主儿,就是闭着眼把来历不明、颇多自证的所谓历史文献当耶经一般供奉起来,对中华史籍却是积极疑古,典型的双标慕洋犬的做派。

      考古上最容易忽悠人的就是所谓古建筑了,然而,就像俺前面发布的那些论文和材料描述的那样,建筑是有逻辑的,建材寿命、环境影响、社会变迁和技术变革都是影响建筑发展的关键环节。俺举例的那些建筑发展和物理常识,恰恰是白皮几百年来伪造时候还没有认识到的。所以,建筑考古学诞生于当代中华,而不是其他国度。

      俺只是和老建筑修复有点接触,对建材有点了解,又是爱好历史与考古,综合考虑一下,就可以找到西方古典历史中的大量漏洞。不过,俺的真正兴趣是历史真相,这还是需要真正的考古发现去验证。

      另外,在西方学者对古代历史的诠释方面,还是充满了欧洲中心论的论调,举个例子:

      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发表了关于希腊化经济史的论文22篇,1941年,罗斯托夫采夫的煌煌巨著《希腊化社会 经济史》问世,④ 该书正文两卷、注释一卷,厚达1779页,历时15年完成,集合了罗斯托夫采夫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学术思想、考古和研究成果,代表着当时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希腊化世界整体经济面貌的著作。罗斯托夫采夫不仅全景式勾勒了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画面, 还运用“古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希腊化世界货币—市场体系。同时,他运用了大量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 并配有大量文物图版和注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研究方法上,这位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是“古史现代化”的狂热推崇者,他把托勒密埃及商业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货币流通、产品生产和销售看作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把专卖制度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把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敛财行为看成资本家追逐利润,这些都给当时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古史现代化”的烙印。无疑,在今人看来,“古史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端,早已被学者抛弃,但在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却盛极一时,以德国学者迈耶尔(EdwardMeyer,1855—1930年)和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上半期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古史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循环论,它完全忽视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只注意社会现象的类似,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以芬利(M.I.Finley,1912—1986年)为代表的“原始派”对“古史现代派”进行了尖锐批判。②罗斯托夫采夫成为众矢之的,希腊化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冲击。

      1973年,芬利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中,芬利构建了一个替代“古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新经济模式,②并大胆地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整个希腊罗马经济史,然而对于希腊化经济,芬利却几乎一笔带过:

      希腊化时期的界定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古代经济研究中形成了严重的误解,因为这三百年间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希腊社会:一个是古希腊世界———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它们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经济却没有变;另一个是被并入古希腊世界的新东方区———包括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被马其顿征服者、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甚至更晚来到的罗马人改变,因而并没有“希腊化经济”一说。③

      自此,希腊化经济被完全排斥在“芬利模式”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许多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家都回避了敏感的希腊化时期,专注于研究其他时期的社会经济。

      --顺便提一下,所谓“希腊化”概念和罗马风建筑概念一样的套路,都是19世纪中叶以后由欧洲学者创造出来的,接下来就是考古挖宝和重建遗址的桥段了。
     
  10.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再谈地球铁器历史:

      引用:中国钢铁网


      中国冶炼铸铁【生铁】的技术比欧洲早2000年。

      中国铸铁的发明出现在公元前8-9世纪左右,而欧洲则迟至公元后的15世纪。

      注意这段:

      由于铸铁的性能远高于块铁,所以真正的铁器时代是从铸铁诞生后开始的。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铸铁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从块铁到铸铁发明的过渡只用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西方则花费了近三千年的漫长路程。

      中国古代炼铁技术发展得如此迅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说,这是世界炼铁史上的一个唯一的例外。


      由于生铁含碳量高,虽硬但脆,不耐碰击,易毁坏,为改进生铁的性能,中国古代发明了一系列的生铁加工技术:

      其中,首先是战国时期问世的铸铁柔化术。

      该项技术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氧化气氛下对生铁进行脱碳热处理,使成白心韧性铸铁。

      一类是在中性或弱氧化气氛下,对生铁进行石墨化热处理,使成黑心韧性铸铁。


      而在西方,白心韧性铸铁的生产技术1722年方由法国人首次记述,黑心韧性铸铁是1831年才在美国问世的。

      到汉代,铸铁柔化术又有新的突破,形成了铸铁脱碳钢的生产工艺,可以由生铁经热处理直接生产低、中、高碳的各种钢材,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的先进钢铁生产国。


      其产品亦随着中外交通贸易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输运到周围各国以及中亚、西亚和阿拉伯一带。

      另一杰出的生铁加工技术是炒钢,它是中国古代由生铁变成钢或熟铁的主要方法,大约发明于西汉后期。

      其法是把生铁加热成液态或半液态,并不断搅拌,使生铁中的碳份和杂质不断氧化,从而得到钢或熟铁。

      河南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都提供了汉代应用炒钢工艺的实物证据。东汉时成书的《太平经》中也说:“有急乃后使工师击治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耶。

      “莫耶”乃古代宝剑之称。这段文字虽失之疏简,但不难看出,它叙述的是由矿石冶炼得到生铁,再由生铁水经过炒炼,锻打成器的工艺过程。

      炒钢工艺操作简便,原料易得,可以连续大规模生产,效率高,所得钢材或熟铁的质量高,对中国古代钢铁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注意这段:

      类似的技术,在欧洲直至十八世纪中叶方由英国人发明。


      中国古代的炼钢技术主要是百炼钢。自从西晋刘琨写下“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后,“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便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

      百炼钢肇始于西汉早期的块炼渗碳钢,其后不断增加锻打次数而成定型的加工工艺。到东汉、三国时,百炼钢工艺已相当成熟。

      上引《太平经》中的“万锻之,乃成莫邪”,即是其生动的写照。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曹丕的《典论·剑铭》中说:“选兹良金(指铁),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刘备曾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亦说:“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后世这一工艺一直被继承,并不断得到发展。


      此外,在1981年经中国学者关洪野等人对513件出土的汉魏时期铁器研究后表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发明了球墨铸铁,远远早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一千多年,目前,中国学者所做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创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灌钢技术,是中国冶金史上的一项独创性发明。


      铜、铁外,中国古代冶炼和使用的金属还有金、银、汞、铅、锡、锌等,其中锌的炼制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中国在先秦的青铜中已把锌作为伴生矿加入铜合金中,从汉代至元代更是有意识地把锌的氧化物“炉甘石”加入化铜炉中,以生产锌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合金黄铜。

      明代时,则开始了大规模地用炉甘石作原料提炼金属锌。从十六世纪起,中国的锌便不断传进欧洲。

      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开始炼锌,其工艺也是源自于中国。

      楼主引用的都是权威资料,包含现在的全球所有资料【百科全书】,都是承认,欧洲地区,一直到15世纪左右才有成熟的铸铁技术,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欧洲、西亚那些公元前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石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上最大的笑话。。。。
     
  11.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补充一下羊皮书耶经的抄本问题,俺倒是修过情报检索的,古文献学也是很有趣的学问啊!

      羊皮纸抄本
      写在犊皮纸或羊皮纸上的圣经抄本,有的同时包含《希伯来语经卷》和《希腊语经卷》,有的只有《希腊语经卷》。

      《伯撒抄本》(代号“D”)是公元5世纪的珍贵抄本。这份抄本最初被发现的具体地点已经无可稽考,只知道抄本公诸于世的时间是1562年。抄本包含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另外好几节经文。抄本以安色尔字体抄写,左页是希腊语,右页是对应的拉丁语。1581年,贝札(又称“伯撒”)把这份抄本送给英国剑桥大学,抄本目前由剑桥大学收藏。

      《克莱蒙抄本》(D2)也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对照本,希腊语在左页,拉丁语在右页,收录了公认为正典的保罗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在内。人们认为这份抄本写于6世纪。据说《克莱蒙抄本》是在法国克莱蒙的隐修院发现的,后来贝札把抄本买下来,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华盛顿抄本1号》是近代发现的一份羊皮纸《希腊语经卷》抄本,包含用希腊语抄写的福音书(西方类型的一般次序: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这份抄本是1906年在埃及买下来的,现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里尔艺术陈列馆。这份抄本的国际代号是“W”,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5世纪。不过,看来由于曾经损毁,于是公元7世纪时有人重新补上约翰福音的一些经文。《华盛顿抄本2号》的代号是“I”,也是弗里尔的藏品之一,收录了保罗的正典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在内。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5世纪。

      《梵蒂冈抄本1209号》 《梵蒂冈抄本1209号》的国际代号是“B”,是公元4世纪的希腊语安色尔字体抄本,抄写地点可能是亚历山大,原本包含圣经全书。后来也许由于原来的文字褪色,于是有人把字母重新描画,只是把他认为不正确的字母或词语省略掉。这份抄本原来的纸页可能有大约820张,现存759张,散失了创世记的大部分、诗篇的一部分、希伯来书9:14-13:25,以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启示录。《梵蒂冈抄本》藏于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早在15世纪,人们已经知道这份抄本存放在那里。可是,对于那些希望参考抄本的学者,梵蒂冈图书馆当局总是百般刁难。直到1889-1890年,图书馆才把整份抄本的照片出版。

      《西奈抄本》 《西奈抄本》也是公元4世纪的文献,但《梵蒂冈抄本》也许稍微古老一点。《西奈抄本》的代号是?(?a?leph阿莱弗,希伯来语的首字母),用希腊语抄写,看来原本包含圣经全书,但《希伯来语经卷》有一部分已经散失,至于《希腊语经卷》则是足本。这份抄本原有的纸页可能至少达730张,但现存的纸页(整页或残片)只有393张。这份抄本是圣经学者蒂申多夫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隐修院发现的,第一批在1844年发现,第二批在1859年发现。这份抄本有43张纸页藏于德国莱比锡,3张纸页的残片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347张纸页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据说在1975年有另外8到14张纸页于圣凯瑟琳隐修院发现。

      跟圣经抄本相比,世俗作家的古典作品只有很少抄本留存下来,原作手稿更早已灰飞烟灭。尽管世俗古典作品现存的副本是在作者死后多个世纪才制成的,现代的学者却认为这些后期的副本足以证明世俗作品的文本是可靠的。知道这一点,我们对圣经文本的信心就能大大增加,明白圣经文本可靠得多。学者W.H.格林说:“存世的古代作品,没有比圣经保全得更准确的了。这个说法应该十分稳妥。”(《考古学与圣经历史》,J.P.弗里著,1964,5页)

      --“尽管世俗古典作品现存的副本是在作者死后多个世纪才制成的,现代的学者却认为这些后期的副本足以证明世俗作品的文本是可靠的。”。
     
  12.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来看看白皮关于造纸术的谎言:

      19世纪前欧洲文献关于早期造纸史有不正确论述,认为麻纸是13—14世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在这以前阿拉伯人只知造棉纸,而中国人以丝絮造纸。这都是在不了解东方造纸史的情况下产生的误解。
      直到1885年维也纳大学科学家威斯纳对出土的9—10世纪阿拉伯古纸化验后证明都是麻纸,而20世纪初他又化验了中国3—4世纪古纸也证明是麻纸,于是植物纤维纸为中国所发明,后传至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的历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再过半个世纪后,考古发掘和古纸化验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就制成以破布为原料的麻纸,比欧洲早1400年。

      据1588年法兰克福出版的《百职图咏》、1662年伯克勒尔在纽伦堡出版的《新的舞台机器》、1693年安贝尔迪在巴黎出版的《造纸技术》的插图和其他相关文献,可以知道欧洲早期造纸概况。
      欧洲人从阿拉伯人学到的,实际上是唐代北方麻纸技术,当他们造纸时值中国宋元时期,麻纸已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皮纸和竹纸的生产,总体技术超过唐代。
      欧洲人没有及时再引进宋以后的新成果,而是在唐代并非先进的北方麻纸技术基础上发展造纸,以致他们在16-17世纪时还比不上11世纪中国宋代的技术水平。

      16-17世纪欧洲纸:
      1.原料只限于破麻布,长期只产单一麻纸。
      2.纸较厚重,双面书写与印刷,纸上纤维束较多,甚至可见未打散的绳头。
      3.外观多呈肤色,白纸较少,纸上帘条纹较粗,表面滞涩,除非经过砑光。
      4.纸的幅面一般都较小,所造最大尺幅的纸为31x53英寸或2.4x4尺,再大的纸难以造出。

      16-17世纪中国纸:
      1.原料多样化,除麻纸外,主要产皮纸、竹纸、草纸及混合原料纸。
      2.纸较薄,一般单面书写及印刷,纸上纤维束少见,纤维匀细。
      3.外观多呈白色,少数白纸竹纸、草纸呈浅黄色,纸上帘条纹较细,表面光滑,至少单面光滑,一般无需砑光。
      4.纸的幅面一般都较大,能造出65.5x131英寸或5x10尺的纸,长宽为欧洲纸的两倍以上,如有必要,还可造更大幅面的纸。

      欧洲单一生产麻纸,原料供应受到局限,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一旦破布短缺,纸厂就面临困境。
      欧洲人不懂用中国可弯曲的纸帘,而用铜丝编成的不可弯曲的固定型纸模,从技术上看是倒退之举。因金属帘滤水快,只能抄厚重纸,难以抄薄纸,且纸在干燥后表面不平。
      欧式帘还只能抄小幅纸,大幅湿纸难以从帘面脱离,总是一揭就破。
      欧洲人不将植物粘液或“纸药”配入纸浆,抄出湿纸要垫上毛巾,压榨后逐层取下,增加了附加劳动和成本。而将压榨后的半干纸逐张吊起自然晾干,是笨重操作,浪费时间,干后又易变形,还要砑光,不懂中国用烘墙强制干燥,也是个失策。
      欧洲与中国施胶方法也不同。中国将胶水及分散剂(明矾)放入纸浆中实行一次性纸内施胶,抄出的纸即施胶纸。欧洲在成纸后,在施胶槽内逐张施胶,再压榨、干燥,手续麻烦。

      对16—17世纪欧洲各国古籍用纸作了系统的检验,发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国手工纸具有下列共同特点:
      (1)原料主要是破麻布,很少用别的植物纤维。
      (2)纸质厚重,可双面印刷,但表面不光滑,需砑光。
      (3)纸内尽管有未打碎的纤维束,但纸质坚韧,拉力强,抗蛀。
      (4)帘纹较粗,抄纸帘不是用细竹条编成。
      显然,这些特点与中国古代北方麻纸及阿拉伯古纸有一致之处,而与中国中原及南方麻纸有别。

      应当指出,虽然欧洲造纸术归根结底来自中国,但中国与欧洲在发展造纸业方面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第一,欧洲纸在长期内原料单一,只产麻纸,越到后来原料越短缺;中国除生产麻纸外,还生产楮、桑等皮纸及竹纸,原料多样化,供应充足。第二,中国既能造厚纸,也能造薄纸,而欧洲长期间内生产厚纸;中国还能造书画用巨幅纸(9—16米),而且可用不同原料混合制浆,欧洲做不到这些,其纸幅面小,表面涩。以上两点显示出中国技术是先进的。但欧洲比中国早就以金属材料代替非金属材料制造造纸设备(尤其打浆机),这方面比中国优越。可以说双方各有短长。

      18世纪以后,前述欧洲造纸业中技术路线的缺点变得突出起来。欧洲水彩画、版画的发展要求有更大幅面的薄纸,但纸工做不出来。他们抄大纸时总是一揭就破,而麻纸显然没有皮纸更适于美术家使用,欧洲又不会制皮纸。所以法国担任过财政大臣的经济学家杜尔果(Turgot,公元1727—1781年)托当时在巴黎的两位中国人高类思及杨德望返国后帮助欧洲解决生产大幅艺术用纸的技术问题。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中得知,当时破布因供不应求而价格猛涨,使造纸业面临原料危机。

      发明家大卫·赛夏(DavidSechard)在中国著作的启发下想试用其他植物纤维造纸或将别的植物纤维与麻料混合造纸。其次,想试验将施胶剂加入纸浆中实行一次性纸内施胶。这些技术中国均古已有之,但因种种原因赛夏的幻想破灭,未能实现其理想。由此可见,就是到18世纪在造纸方面欧洲还得依靠古老的中国智慧克服其所面临的技术难关。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掌握用竹料及茅草(espartograss)等非麻料造纸的技术。

      西方那些据说几千年的草席子(就是所谓的莎草书,看老普林尼的描述,这工艺就是莎草茎切片交叉后轧平靠汁液粘连后晾干,不能折叠,怕潮湿,易干裂,日晒会自燃。

      纸莎草纸轻便、柔软、质地优良,易于书写,优势明显,所以在地中海世界广受欢迎。但它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足:

      一是原料产地单一,只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制作的场所也局限在生长纸莎草的沼泽边上,因而极易形成垄断;
      二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

      所谓莎草书和羊皮书稿(不是鞣制的皮革,仅仅是石灰水泡去油脂后用刀刮平张紧后切边,也是容易受潮皱缩,还容易虫蛀霉变。)都可以历经千年保留下来,而且边角纤维整齐,字迹清晰如上周文物,还有包鱼或擦屁股的痕迹,居然还保留至今。

      (罗马诗人马歇尔用警言提醒读者,一场雨水会损坏他的书,而用书来包炸鱼(显然有些人这样做了),会立刻使书蜕变。

      “约公元350年,恺撒利亚的潘菲卢斯图书馆有许多纸莎草纸卷已经损坏,需要用羊皮纸重新进行抄写。”〔5〕(P6))

      所以说,问题来了,历史上白皮何苦要学中国人的造纸术(参考注解),中国纸即使是良好的保存条件下也只是“纸寿千年”,那些白皮完全可以继续用羊皮书或是莎草片子,便宜量大保存容易,比中国纸厉害多了。

      这历史上的古罗马或是文艺复兴以前的白皮都是白痴么?
     
  13.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前面曾经引述过金岷彬先生关于秦汉时期钢制工具技术进步和石刻水平之间的关系论文。下面再来宋先生的案例分

      析论文摘引:

      宋伟光——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的追问

      首先是宋先生的《对雕塑史写作的一点看法》
      作者:宋伟光(《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美术评论家)
      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用历史上剩下的东西,推找失去的东西。随着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和考古发现等新材料的出现(如简帛的大量出土填补了古文献资料,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图像资料),我们时常会感到对于已经明白的事物,忽然地又变得糊涂了起来。从李学勤先生的《重写学术史》一书所编入的文章中,你会发现,他主张“重写学术史”。这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要重新解释和总结。但是很多人不同意重写,认为,就现在发现的材料之数量而言,是不足以重写的。对此,北大的李零先生认为:“我猜想,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推倒重来,或者认定,任何历史都只有‘续写’,没有‘改写’,即把学术史的发展仅仅看做是史料的增加和细节考证的转密加详,而不是学术范式的转变。”

      (点评)--中华考古和历史界诸位大师的看法如此,反观白皮自耶经考古学以降,玩弄的尽是白皮中心论的黑心肠,恨不得把明显的假设和推测包装成忽悠人的科学真理,其动机昭然若揭。

      2015年4月22日上午,应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邀请,著名学者、《雕塑》杂志执行主编宋伟光先生在美术学院为该院全体师生作《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的追问》的学术讲座。宋伟光先生从研究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的方法论谈起,用“图像逻辑”的方法追问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在谈及霍去病墓石刻的材料、工具问题时,宋伟光先生从工具的发达程度、炒钢技术的发明提出了霍去病墓的很多问题还应重新考虑并追问背后原因。最后他还对这批石雕受外来草原文化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点评)--以下便是文章的内容摘引,恰好是金先生对工具材质和石刻水平关系研究的具体案例分析。

      对于霍去病墓石雕之意象风格,美术史上已成定论,但对于这些石雕风格形成的原因,却较缺乏研究。因此,只依靠石雕的风格表象来下定论难免有失偏颇。霍去病墓石雕以线入形,取象用意,呈现出富有神韵的整体感和体量感,这一点当然如此,但问题是形成这种形态的成因值得追问。因为,对于美术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风格论,还应该从“图像逻辑”中寻找其潜在的因素,这对看清问题的实质和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点评)--作为考古爱好者的常识,文物制作和艺术风格的断代是早期考古针对无明确纪年的文物的主要鉴别路线
     
  14.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笔者最近仔细考察了霍去病墓现存的17件石雕(含3件文字石刻),发现除了《马踏匈奴》(图1)和《卧牛》(图2)等少数几件作品外,余者其造型上均留有不同程度的打钎的痕迹,特别是《卧马》(图3、4、5、6)在其造型的下部以及前后部位,这种打钎的钎眼更多。这些钎痕,大都位于造型的结构处和结构转折的地方,这种钎痕的存在表明这些石刻尚处于继续加工的状态中。在刻有“左司空”这块石料的上沿,留有均匀排布的金属楔子开料的痕迹(图7),另外,还有刻着“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的大型石料以及散落在封土山脚下的几块石料都佐证这个工程尚未完成(图8、9)。1必定是有什么原因,只能到此为止。未完成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受工期紧迫的影响,二是受工具的制约。从技术层面上看,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形成霍去病墓石雕风格的原因。

      (点评)--话说当年俺去看这些石雕的时候,主要还是慨叹其气势的雄壮伟岸,和一代英豪的传奇风采。

      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查阅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霍去病列传》、唐颜师古注《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纪》等文献,均未找到有关霍去病建墓和下葬的详细记载,只有一句“为冢,像祁连山”成为了解和研究霍去病墓和墓前石雕的唯一线索。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两汉》中指出:“唯霍去病墓石马及碑至今犹存,马颇宏大,其形极驯,腿部未雕空,故上部为整雕,而下部为浮雕。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筋肉凸凹处,尚有用深刻线纹以表示者。”3即便是整个霍去病墓石雕中最为精细者《马踏匈奴》,梁先生都认为在雕刻技术上不发达,更不用说其余石雕了。霍去病墓石雕的确存在着原始的朴拙形态,这种朴拙形态当然与中国古代的审美取向有关,但梁思成先生所认为的“在雕刻技术上,似尚不甚发达”提醒我们,霍去病墓石雕的状态,不能排除受到工具的制约所致。

      为了支撑这个推断,笔者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一点,即制约这些石雕深入刻画的另一重要因素——工具问题。

      西汉时期铁范、叠铸、韧性铸铁的进一步推广,炒钢新技术和高炉熔炼技术使西汉早期已经炼出高碳低硅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犁铧等农用工具,渑池出土的范和锸均属此种类型的铸铁。使西汉铁制工具取得重大进步,是将生铁炒炼成钢的炒钢技术。这一技术的发明,开辟了以生铁为原料炼钢的新时期,它对汉代的农用、手工业、水利交通业十分重要。另外,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铸铁柔化、脱碳成钢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生产出韧性较强的钢性工具。

      从古代遗址的石作工程和石制物来看,早期石作工程多半是较易施工的砂岩。春秋时期的“勾践藏兵洞”就是在砂岩体上开凿的岩窟。开凿砂岩体用青铜或早期的铁制工具就可以应付,但要开凿并打制花岗岩则消耗极大。汉武帝时这种铁制工具一般都是以铸铁脱碳钢锻打而成,如徐州狮子山、龟山西汉楚王崖墓出土的凿子就是这种材质的。

      (点评)--例如广州的童子可以去象岗南越王赵眛墓看看,那就是砂岩的顶板,强度不足断裂塌陷,但比较容易加工。


      正如金岷彬先生所说:“含碳量适中并且锻打得好的铸铁脱碳钢制凿子、楔子、锤子,虽可以在开山破石的工程里发挥作用,但是铸铁脱碳钢如果要获得一套优质的锤子、凿子、楔子工具,在战国和西汉可能并不容易。”4虽然当时炒钢叠打局部淬火的工艺已经有了,它可以硬化钢制工具的坚韧性,但其广泛应用是在东汉时期。因此,在西汉时期,运用这种工具,要想在花岗岩这种密度和抗拉强度大于砂岩和大理石的材料上,深入地刻画一件艺术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说明上述岩石的抗拉强度附表如下(略)

      (点评)--成本不是一般的大。粗略加工可以,在花岗岩、闪长岩等火成岩精致光滑的平面加工上,工具的材质和冶金技术水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大家可以琢磨一下所谓的古埃及花岗岩方尖碑,包括其它所谓两河文明、波斯帝国的花岗岩雕刻,其工具的材质是什么?

      凿刻石材的工具其坚韧程度不同,其效果也不同。工具坚硬锋利时,凿刻出的体面关系就显得干脆利落,而如果工具坚韧性不够,凿刻出来的形体就像是一点一点地啃出来的。从霍去病墓石雕雕刻的物象之细部,会看到是一点一点地凿出来的,很多地方是以线表示。这是受工具制约所致,它难以深入刻画表现,因而它必须抓住物象之大势,去繁就简,这无形中更加增添了它的朴拙和意象效果,所以才呈现所谓“写意”之面貌。如《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图10)等身体造型的下方虽有打钢钎的钎眼,但却没有掏空,显然是为避免掏凿的艰难,反映出了当时欲动又止时的状态。所以,霍去病墓石雕的意象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受工具的制约而形成的状态。

      (点评)--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宣称是花岗岩、玄武岩等硬质岩石石刻的所谓古文明遗存,其细节究竟是近代合金钢工具甚至混凝土浇筑出来的,还是使用所谓的青铜或是早期块炼铁工具一点一点凿刻出来的,包括所谓的罗塞塔和汉谟拉比石碑,那些细密但却不甚工整的字迹,与其说是数千年前地位尊贵的祭司贵族的监督作品,更像是19世纪欧洲白皮军官指挥下的蹩脚工匠的急就之作。

      另外,对于霍去病墓石雕风格成因,还有一种似乎是很权威的说法,说它是“因势赋形”。也就是说,在选择石雕材料时,要选择接近所雕题材的石材,然后根据所选石材的自然形状借形赋意地雕刻出所需形象。然而,霍去病墓石雕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但这些石雕仍然很坚硬,竟像是新开采出来的。
      对此笔者请教了清华美院雕塑系教授王洪亮先生,王先生曾三次考察过这些石雕,他认为:“如果当时选取的石材可以因形象物,那么这些石头是现成的,不是新开出来的,因此,它必然有风化的状况。而霍去病墓石雕的这些石材,用的得是石芯,不是表皮,没有风化的状况,是当时石匠用新石头打出来的,这种情况要比因形象物难得多。”这是王洪亮先生在做石雕创作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对霍去病墓石雕的定论的反思。用因势赋形来证明这些石雕朴拙大气的意象风格实无根据,这对研究霍去病墓石雕成因之问题,不仅毫无帮助,而且还起着误导的作用。据笔者观察,在霍去病墓这17件石雕中,只有《野猪》(图11)《人与熊》(图12)的局部有一点借形的感觉,其他的石雕是没有这种状况的。特别是《马踏匈奴》《卧牛》《卧象》《卧马》等作品,圆浑有力的造型,只有人工才能达到。所以,不能以点概面地把霍去病墓石雕简单地归结为“因势赋形”之作。

      (点评)--俺承认当年被误导来着。此段进一步明晰了石雕艺术风格的技术本源。


    在古代钢铁技术独步天下的汉帝国,雕刻石像都如此艰巨,埃及使用的是什么外太空科技可以做到?埃及的阿拉伯民工用的是法国进口技术的石灰砂浆、混凝土和近代钢制工具呗。至于所谓的古埃及,其真相呢?[mood17]
     
  15.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自周秦以来,无论是青铜彝器还是兵马像俑,反映出的均是一种严谨的、规整的作风。特别是秦始皇兵马俑更是体现出“像生”的写实性。至汉代,制作陶俑承袭了秦俑的制作方法,尺寸上虽多为60cm左右,远不及秦俑的尺寸,但对于物体的塑造仍是写实,细致入微的。西汉景帝刘启的阳陵中出土的一大批陶制狗、猪、羊、马和兵俑,更是这种细致入微作风的典范。其中的“裸体陶俑”(图13)不仅形体写实,且表情各不相同,他们有的面带微笑,憨厚质朴,有的表情严肃,神态坚毅;有的面含苦涩,抑郁在胸。这些武士俑从整体上看,都是单眼皮、小眼睛、面颊圆厚、方脸阔面,与如今中原一带的人颇为相像。还有骑兵俑,颧骨突出,眼睛眯起像一条细线,脑袋圆浑,一看就知是蒙古人种(图14)。另外,汉高祖刘邦长陵附近出土的一个陶人、陶马、骑兵俑等达三千件之多的,姓名无考的大冢,其陶俑是模制,形态古朴,形象写实。咸阳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武士俑,他们执盾扬戈,面富表情,形象细腻生动。还有,杨家湾周勃和周亚夫父子墓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也都是写实风格的,这种写实作风究其原因,是有制度根源的。梁思成先生在所著《中国雕塑史》中引研究西汉都城长安以及秦都咸阳的古代地理书《三辅黄图》说:“《三辅黄图》谓汉宗庙,‘宗’者尊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者也。汉代雕像祭祀之风盖必盛行,惜‘尊貌’多木雕泥塑,今无复有存者。唯有征诸古籍耳。”6这段文字找到了秦汉陶俑系统尊貌写真的制度依据。

      (点评)--从商周青铜器和玉器的写实与艺术渲染华丽的结合,到汉代陶俑的具象表现,中华雕塑艺术的水平独步天下,东汉时期凉州雷台将军墓的马踏飞燕就是让俺叹为观止的人类艺术瑰宝,那些文艺复兴以后写实主义的所谓古代雕像是无法相比的。白皮那些所谓古希腊雕像和工匠来大秦王朝跳大神的意淫,只能是网络时代忽悠无知民众的呓语,其动机叵测。

      无论是秦始皇兵马俑、西汉景帝刘启的阳陵,还是其他西汉陵墓的陶俑,均是以“塑”的方法制作的。在那个时代,凡是以塑的方法,也就是雕塑专业所说的“加法”,所塑造的物象,都是恪守写实作风的。这是因为泥土较柔软,便于塑造,可以达到“尊貌”的要求。

      (点评)--所以俺就说,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陶俑有没有呢?在中华考古有没有所谓古希腊风格的露鸟青铜雕像呢?缺乏可靠的考古实证就乱猜测,那叫扯淡。

      相比之下,在西汉克石,特别是克花岗岩的工具,刚韧性不足的状况下,以雕或刻的所谓“减法”,所塑造的物象,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写意”状态。

      (点评)--那么白皮那些精细得如同模具浇筑一般的玩艺呢?

      对霍去病墓石雕风格形成的另一种解释是,认为它与外来文化有关。滕固、王子云以及有的外国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的广州美院教授郭伟其先生在他的《纪念与象征:霍去病墓石刻的类型及其功能》一文中指出:“众所周知,霍去病墓石刻无论在风格、题材还是在功能、意义等方面都与当时和之前的中原汉文化艺术有一定的差异,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作之作’。”郭先生为了证明这种开先之作,引证了一些文章典籍,认为:“这批石刻从进入国际研究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勾起学者对西亚艺术和草原文化(包括石人与青铜器)的联想。”7他以Carl Hentze 在1925年撰写的有关霍去病墓石刻的文章为例证,Carl Hentze在文章中通过图片将《马踏匈奴》与巴比伦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巴沙尔德狮”(Lion en Basalte)(图17)相比较,指出两者在形式上的共同点,即两个雕像都将人物形象置于动物的腹下以填满空隙。郭先生还例举西安碑林十六国时期匈奴人的大夏石马,(图18)指出它与《马踏匈奴》的相近之处。

      的确,若以图像来看,巴沙尔德狮、大夏石马与《马踏匈奴》有许多相像之处,但巴沙尔德狮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霍去病墓石雕是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而大夏石马则产生于公元5世纪。大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国家,拥有陕西北部和内蒙部分地区,这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还是巧合?不得而知。再者,据史料载,卫青、霍去病所征战的地方主要在甘肃西部、河套、祁连山一带,最远的一次是发生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霍去病深入大漠两千余里,过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他的奔袭是从河北蔚县向北,经呼伦湖或贝加尔湖后返回,然而这些地方并非巴比伦和阿富汗、伊朗等地。至于张骞通西域诸国已是霍去病身后之事了。

      我们虽很想依据图像比较,做出霍去病墓石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之结论,但遗憾的是图像之间的关系缺乏证据。因而,对霍去病墓石雕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个个案,尚处在一种猜想层面。当然,从一个问题的现象上去大胆设想,往往是能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但还须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要不然就会出现王子云先生那样的臆断,王先生在所著《中国雕塑艺术史》中说:“因祁连山一带是匈奴族‘水草肥美,六畜蕃息’的放牧地,特命能工巧匠,雕刻了许多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山’上,以增强霍墓‘祁连山’的真实性和山区气氛。”9这完全是不加稽考的想象。汉代史料中没有有关虏获西域地区工匠的记载,也无汉军在行军打仗中还要习异域文化的记录。虽然从石雕形态上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目前尚无文献支撑。

      综上所述,笔者须进一步指出:一、霍去病墓石雕意象风格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工期和工具的制约。以《马踏匈奴》与其他石雕作品相比较会发现,《马踏匈奴》是这些石雕中最为深入刻画的作品,也正因为深入刻画,反而减弱了取象用意的意象状态。

      (点评)--楼主和不少朋友都是有上述的猜想,然而,和以上专家一样,尚处在一种猜想层面,请小心求证。汉代史料中没有有关虏获西域地区工匠的记载,也无汉军在行军打仗中还要习异域文化的记录。虽然从石雕形态上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目前尚无文献支撑。秦代乃至更早的记载亦然。
     
  16.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前面那些雕像俺已经说过了,风格断代是不够严谨的,那些雕像在修复时是否白皮有所改造,呵呵。

      继续古建筑的话题,顺便提一下,对于绝大部分东方木构体系的建筑文化而言,“修旧如新”其实是建筑整修的第一原则。

      对于实用建筑,要求其新而坚固是正常的事情。这种指导思想下如果维修一座木构建筑,那么必然是丢弃全部腐朽的木料,替换上新的木料,用时兴的架构取代原有的架构(屋架制度,无论中日韩,历史上都是不断演变的),最后再粉刷一新(或者全部拆除重建)。
      这种做法的原因,梁思成前辈在《中国建筑史》上将其归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土木结构保存不及石构;主观上东亚文化就有不求木构建筑长久的传统,基本是公允正确的。

      也就是说,整个东亚地区前现代建筑维修的指导思想都是“修旧如新”。只不过由于日本潮湿的气候和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比如许多神社的造替制度,多为20年就改建),这一点显得比较明显。

      至于现代形成的新观念,可以参考21世纪时期日本唐招提寺的修复之金堂平成大修理http://www.toshodaiji.jp/shuri_kako.html

    虽然是日语的,居然在该帖发布时候才发现有中文版!

      然而,“修旧如新”这一传统建筑修复理念,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与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但在工程实践中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并且具体到每一个项目上都有实际操作的差异。注意,是现代理念,按俺前面举例的那些遍布欧亚的著名建筑修复或是复员案例,只有创造性思维和随心所欲的构筑,哪来的科学考证?

      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争议。例如奈良的药师寺东塔,这是天平年间的古物,但与之相对的西塔,以及其后的金堂,环绕这些建筑的一部分回廊,都是1970年代复建为白凤风格的建筑,而它们早已在历史上消失了。这种做法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产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呵呵。

      至于江南一带有不少新建的寺庙或景点,以个人浅见,多为现代修建的古代或近代风格的建筑,不是古建筑或历史建筑。同理,众所周知的那些所谓古文明遗存的高大上的古建筑,注意定语,又有几个是真正科学考证、修旧如旧的呢?

      这里要涉及到西方白皮所谓的“修旧如旧”概念,从19世纪甚嚣尘上的法国学派崇尚的创造性建造古代辉煌文明开始,到1964年威尼斯宣言正式宣告这一理念,期间诞生了大量所谓的古建筑复原成果,问题是,施工依据呢?

      魔都民国大建筑修复,档案馆里当年的照片和图纸还在,生产砖瓦的工厂还在。白皮当年呢?
     
  17.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前面按照具体建筑修复案例对19世纪的欧洲列强修复或重建或创造所谓古代标志性建筑简单举了几个有点名气的例子。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找相关论文或修复报告原文。下面就这些学派的学术地位与历史评价再扒一下:

      十八世纪末,法国是欧洲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中心,文物保护意识觉醒也比较早。在1840年,就在古建筑鉴定专家和文学家梅里美的倡议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政府机构“历史建筑总检查院(历史建筑管理局)”,?并提出了《历史建筑法案》,从而开始了对历史建筑的系统保护。
      此时,一位重要人物:维欧莱—勒—杜克(Viollet—le—Duc)登上了法国文物建筑保护舞台,在梅里美的支持下挽救了一些眼看就要毁灭的中世纪古建筑,如巴黎圣母院。他所提出的“风格性修复”,也是建立文物建筑保护科学理论的第一人,是法国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法国建筑师进行了大量古迹修复工作,风格性修复成为当时古迹修复领域中的主导性潮流。

      (点评)--俺前面的案例就是这位建筑大师的创作,但其所谓“风格性修复”的可靠性已经在案例分析中有所体现,诸位可以自己思考从结构到用材到外形乃至规格尺寸都是新创的所谓古代建筑是个什么概念。

      维欧莱—勒—杜克认为“每座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的每一个局部,都应当修复到它原有的风格(Style),不仅在外表上要这样,而且在结构上也要这样”的原则,他认为古建筑要维修得完完整整,“像它应该的那样”甚至“比原来的更好”,风格更统一,功能更合理。

      其特点是主张在修复前确定该建筑的风格,考察并研究该建筑鼎盛时期的建筑原形,找到原建筑师构思的出发点和规律性,最后依照类似的建筑作品手法将其被破坏的或现在已根本不存在而符合当时风格特点的局部补充完善,从整体上修复古建筑的艺术美学特色。维奥克勒.杜克曾提出,恢复一座建筑物,并不是指保存它,整修它,或再建它,而是实现其前所未有的完整状态。

      总体来看,法国派的文物古迹修复思想主要来源于“完美(完善)——完形”的理想主义唯美价值观。当文物修复者怀着崇高的历史感对历史古迹身上己消逝的,被损毁的完美形态不断追寻,直至以“可能臆断的完美形式”进行“创造性复原”修复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历史古迹超越时空的艺术之美。

      由于这种唯美的倾向,使修复行为片面强调表现历史古迹形式的艺术和美学价值,强调风格统一的重要性,片面追求所谓的恢复原状,忽视了保持历史信息的完整真实性,忽视了对历史变迁和文化演变的更深层的理解和表达,“仅仅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看问题”,往往导致了武断的添加和拆除,使文物建筑承载的各种历史、科学、文化信息以修复的名义破坏殆尽。

      (点评)--换句话说,就是在难以找到可靠的历史依据如施工图纸等的前提下推测一座古建筑在历史上最伟大时候的形制,所谓原建筑师的构思只能是杜克大师自己的揣测或者干脆就是其个人的建筑设想,俺前面已经提过,巴黎圣母院现在的形制,应该算是杜克大师的个人作品,是他梦想的那个所谓辉煌古典时代的幻影。其建筑工艺技术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伊斯兰建筑艺术的全盘吸收和改良。对比我国近年来的一些较好的修复案例,呵呵。

      巴黎圣母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巴黎最为高大、古老的天主教堂,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损毁。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担任了巴黎圣母院后期修复工程的总建筑师,该工程成为贯穿他建筑师职业生涯的一条重要线索,巴黎圣母院也成为“风格性修复”的代表作。

      为追求风格的纯正统一,维奥勒—勒—杜克修理了它无数的创伤,补足了它所有的缺失,使它“焕然一新”,由于认为教堂中部应该有突出的竖向构图元素,还加建了一个本来没有而他认为应该有的尖塔(前面引述说是他对古代所谓最辉煌原貌的设想。)。这个尖塔被当时不同意这种修复方案的建筑师们讥讽为巴黎圣母院“难看的尾巴”。

      (点评)--前面已经引述过,毁坏的巴黎圣母院也是路易十三等几任君王大幅改造重建的形制,修旧如新加上“难看的尾巴”,还有卡尔卡松、皮埃尔封城堡等,“数百年的沧桑遗痕从此归于消失。”在19世纪成为欧洲古建筑重建主流的法国派成为消灭古建筑原真性的绝对杀手,这方面的论文不少,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那些瞻仰着19世纪创作品的游客如果以为自己看到了中世纪乃至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建筑,那就是法国佬的动机。

      但是在维奥勒—勒—杜克之前和当时,文物建筑的修复只求外表形似而置结构于不顾,所以,这个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点评)--众所周知,那时候就有了所谓罗马无筋火山灰素混凝土承力结构,难说不是近代混凝土的鱼目混珠之举。抄袭亚洲的拱券结构也是有来由的,将来慢慢扒。至于所谓外表形似,那大概是外表符合白皮们造爹的大胆幻想吧?从所谓古希腊柱式到古罗马复合柱式,这点子创意和中华古代建筑的演变过程难以相比。

      简而言之,它的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没有认识文物建筑的综合价值,即它们在历史上、科学上、文化上、感情上、功能上各方面的价值,而仅仅以一般建筑师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片面强调了风格统一的重要性,忽略了对建筑所携带的历史、科学、文化等信息的保护。

      (点评)--在19世纪末的弗莱彻建筑史中,伪古罗马建筑也是遍布欧洲的,后来改写为罗马风格建筑,呵呵。还是老话,设计与施工的依据呢?图纸,数据?中华家有考工记,有营造法式,等等。
     
  18.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楔形文字“破译”的标志性文物--三语石刻!今天俺来扒皮。谁有不同意见?

      罗林森对楔形文字的兴趣始于1835年,那时为了尽军人之职他去了波斯小镇比里斯屯。在那里,他听说附近有石刻,出于好奇,就跑去瞧了瞧。这一瞧使他惊讶不已,面对一面三百四十英尺高的巨大悬崖石刻,罗林森惊得目瞪口呆!石刻描述了古波斯国王大流士准备惩罚那些叛乱的诸侯的故事。人物像四周及下方用三种楔文语言描述了故事,大约有一千二百行字。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致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端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

      --(点评)原来罗某已经提前破译了,这就是波斯大流士的铭文!所以后来破译时就是拿着这些19世纪英语发音的所谓古代人名去凑译的,时间的流逝,语音的变化,族群的差异,在此毫无踪迹!
      --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这在19世纪,也是一个大工程。提示:工具!

      扎格罗斯山脉基本上由石灰岩和页岩构成,山脉西侧坡度大,降水较多,侵蚀强烈,峡谷基部可见裸露的石灰岩层,为一壮年期地貌 。山间多宽阔的谷地和盆地,受西来气流的影响,降水稍多,为伊朗农牧业区。山脉西面的河流穿过四面皆山的平原或沟壑,长年流量很大。山区的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40吋)。

      --(点评)插一段地质介绍:问题来了,如果该摩崖石刻是花岗岩等火成硬质岩石,其年代很可能是钢制工具普及以后,最多也就是萨珊波斯时期,从中华传播过去的工具。如果是石灰岩和砂岩,2500多年的露天石刻,看上述的降水量,这不是新作品么!

      罗林森意识到,这些石刻文字可能就是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于是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冒着生命危险,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抄写石刻文字;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

      --(点评)问题来了,历史上来来往往的商旅们早已把信息带到四面八方,居然没有人靠狭窄的壁架和歪斜易损的梯子登上崖壁去看看,虔诚的教徒也天天瞻仰着异教徒的偶像,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雕像是谁,除了初来乍到的白皮。

      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至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个音节符号。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而最难到达的部分就只好出钱雇了个库尔德男孩,用绳索将他吊上悬崖去代抄。此后他在克尔曼沙赫逗留期间主要的精力就是——获得铭文拓片和破解铭文。为此他几乎将命送掉,1844年的一次攀登使得他差点从百余米高的岩壁上摔下来。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

      --(点评)库尔德男孩也可以上去,人迹罕至是谁说的?到底是摹绘,还是拓印?这需要花好几年?组织一伙人秘密开凿刻字倒是需要这些时间的。

      当他抄完石刻全文时,他已升任英国驻巴格达的领事,在那里他开始着手研究楔形文字的秘密。为了解除沙漠的炎热之苦,罗林逊创造了人造瀑布。在凉爽的瀑布下,脚旁伴着他的小宠狮,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三种楔形原文。很快,他成功地翻译了古波斯文;可是对另外两种文字却困惑不解。

      --(点评)原来如此,就是英国领事编造的个人考古发现轶事啊,凭什么当领事呢?不务正业就去抄录古代文字的年青军官?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猫腻?人造瀑布,小宠狮,前面组织人力开凿加刻字的基础就在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几年时间里,罗林逊又成功地突破了另一种无人知晓的文字。这就是巴比伦语,它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是一种起源于美索不过米亚的文明语言,罗林逊发现,它不仅是古巴比伦语,也是亚述语。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

      --(点评)这就是耶经考古学,都是旧约里的名词,全是套路,如假包换。关键是闪语的定位,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上古语言,就这样拉郎配了,不然怎么破译啊!

      贝希斯敦铭文末尾提到的“此外尚有一雅立安文手卷,书于泥版与羊皮纸之上。”。

      --(点评)石刻都如此厉害,要泥板干啥?还雅立安文!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波斯帝国君主(前558~前486)。在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帝国的欧迈尼斯二世(公元前197~前159)时期,帕加马人因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纸而被迫发明羊皮纸。哈哈。

      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使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直到1852年,几乎全靠这位由士兵和运动员转而从事考古的学者的努力,现代学者才终于有了一份完整可靠的铭文拓片。
      然而,第三种文字仍在继续困惑着楔形文字学者们。学者们最终认为它是源于古波斯人的一种语言,并称它为伊拉米特语。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奥卜特于1869年宣称楔形文字最初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又由包括伊拉米特人和巴比伦人在内的民族继承使用。当代的学者们认定奥卜特的推论正确。苏美尔文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是楔形文字的基础,后来又被中东地区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所使用。

      --(点评)缺乏可靠的考古佐证,蓄意的伪造倒是汗牛充栋。动机就是白皮中心论。

      从《列王纪》一书来认识“伊朗”这个概念。这是一部关于伊朗民族的英雄史诗,由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年)写就。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史书。其主要内容是伊朗自开天辟地以来至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主要故事发生在伊朗东部,对伊朗西部的高度文明如埃兰、米底、亚述等没有提及,但对萨珊王朝却有记载。《列王纪》反映的是伊朗民族的神话和历史,主要是东伊朗人的神话和历史。反应的是东伊朗人们的民族情绪,而非波斯人。甚至把波斯人建立的萨珊波斯王朝想象成是东伊朗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儿建立的。“伊朗”的概念包括了“东伊朗”和“西伊朗”。

      --(点评)质疑白皮伪造古史就是要综合考虑,看看伊朗史诗,应该是用中国纸抄录的,但没有埃兰、米底、亚述等,后者在旧约里倒是有不少,当然不能指望白皮当年拿这本书来考古的哦。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4年8月2日在兴登堡总统去世之后自称为元首。他在德国鼓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柏林的伊朗公使馆外交官深受这一论调的影响,就向伊朗外交部建议,既然伊朗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摇篮和最初的家园,那么国名应从“波斯”改为“伊朗”。礼萨·汗国王(1921—1941年掌握伊朗的实际政权,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接受这一建议,在1934年的年终向国际社会宣布,从1935年1月开始国家的正式名称由“波斯”改称“伊朗”。国名改动不仅把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了,而且也显示了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这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们的内心梦想和感情。从此,“伊朗”成为现代国际社会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伊朗”也成为一个国族概念。

      --(点评)德国在构建赫梯和波斯等古代历史体系上有着政治需要,神圣罗马帝国哦。巴列维王朝在白皮专家的指点下,对所谓古代遗址的修复或是重建也是不遗余力的,和萨达姆之流东西辉映,呵呵。

    埃兰、米底、亚述,这些旧约里的玩艺,为什么伊朗人的史诗里没有提到?
     
  19.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针对某些疑问,白皮为什么要伪造两河文明?和白皮有关系吗?

      上次巴比伦城遗址考古的帖子本来就是个简介,修改一点回复,俺也没精力把相关文章全盘分析。年底都忙成狗了。

      巴比伦文明本来就是旧约里的概念,属于旧约考古的延伸和验证。作为白皮文艺复兴以前几乎是唯一的著作,耶经的地位远高于所有史籍,这部经书必须是真实的才符合白皮这个宗教社会的基本思想统治支柱。进而,和白皮中心论,实际上的种族优越论,或者说就是种族主义同流合污起来。纵观数百年来的白皮暴发和伪造历程,恰恰说明了它们的野蛮本质。

      《耶经》中的《创世纪:十》说:
      名叫尼姆罗德的国王是巴别(巴比伦)的最初建立者。希伯来文的巴别,或希腊文的巴比伦,意思都是混乱。巴别是宁录之父古实所建。尼布甲尼撒将巴别扩大,巴别就成了旧约圣经中闻名的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领导下,巴比伦人毁坏了神的殿,并且夺走了殿中事奉神的圣别器皿,(但一1~2,王下二五8~9,14~15,)。旧约祭司以斯拉将这些器皿带回耶路撒冷,摆在重建的殿中。(拉一7~11,五14,六5。)因此按照耶经的思想,巴比伦是邪恶之地,因为她毁坏了圣殿,掳掠了神的百姓和圣别的器皿。

      耶经旧约中多次提到巴比伦或米索博达米亚,在耶经中至少确定巴比伦是:
      1 巴别塔的建立地
      2 亚伯拉罕家族的故乡(迦勒底的吾尔,就是所谓的乌尔古城,呵呵)
      3 消灭并掳掠犹大国的国家
      4 旧约先知但以理所在的国家
      5 被掳掠的以色列民需要脱离的国家

      --(点评)耶经考古学,如假包换。创造,或是把一个古代遗址篡改或包装成为耶经里提到的玩艺,进而证实白皮文明源远流长、传承有序,这就是动机之一。是否如诸玄识、朝千里诸位仁兄所言,白皮是为了掩盖近代文艺复兴的来源主要是中华西传的典籍,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点评)那些所谓的两河区域诸文明的法典破译起来是十分畅快,其内容十分符合白皮对于所谓奴隶社会的近代诠释,俺的重点在最后4字,提示,拿破仑法典,呵呵。所以就会让不少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会感觉西方描述的古代文明体系如此先进发达,并且一路传到了欧洲白皮手中。

      --(点评)从发现至今,从白皮到萨达姆,一座座古风建筑拔地而起,例如所谓的塔庙和尼某宫殿,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上世纪80年代下令整修、重建巴比伦遗址,也给古迹带来破坏。现代建筑材料的使用导致古代土制砖块不堪重负。萨达姆还下令在遗址地带建造一座行宫,改变地貌。可惜,按古建筑修复的施工与复原过程来看,所有这些都缺乏对考古起码的尊重。

      按所谓古巴比伦泥砖建筑现状,面临着地下水的浸淫,盐碱的腐蚀,那么以前就没有么?盐碱地每年都“返晕”,腐蚀基部主体,“爬盐”现象大大缩短砌体使用寿命,何况是泥砖,西北和华北的旱地土坯房基也是有“烂根”情况的,百年?受灾的村民不会答应的。看照片一个村庄被土地盐碱化摧毁纪实_庄俊康_新浪博客
    一个村庄被土地盐碱化摧毁纪实

      --(点评)按“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土地盐碱化问题探析”一文,此地盐碱化问题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然后呢?埋在盐碱地里的泥砖古城就不受盐碱侵蚀了?到了现代,盐碱又重新开始侵蚀了?呵呵。

      --当然,如果按埃及文物委员会首席工程师的解释,当年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期,“7、8、9、10月为泛滥季”,汹涌的洪水是专门来帮助法老来冲刷大名鼎鼎的卢克索神庙里面那些墙体、柱群、雕像、壁画上面的盐碱的,“在洪水淹没过的下游两岸,会带来上游的泥沙和腐殖质,”不过应该不会对神庙有任何影响的,法老就用不着拿着铲子在洪水退去之后回到庙里铲烂泥了,你信不信?

      --(点评)联合国报告说,遗址早期考古挖掘带来重要发现。不过,由于缺乏维护,遗址遭受风雨、地下水、盐碱等侵害,受损严重。
      顺便再补充一下,按白皮的破译和考古,尼布甲尼撒二世以后大量采用了烧制砖砌体,保存状况远远好于原来的泥砖,就是咱的土坯。
      可惜,玩建材的应该知道,面对盐碱的危害,红砖还不如土坯。

      --(点评)对待古代文明遗址,必须从新世纪考古学出发,去探寻古代文明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百态,不能拿着现有的史料去一一对应。
      白皮当年就是故意用牵强附会的破译和肆无忌惮的伪造去验证白皮自造历史体系的正确和正统的。

      --(点评)不过,由于教派、国家的差异以及时代、技术的局限,白皮内部的矛盾和竞争导致了当年大规模造假时水平的参差不齐和漏洞百出,例如犹太学者的记者儿子就会在犹太基金会的资助下揭穿哈佛大学女教授拿涉嫌伪造的莎草书证明耶稣实有其人的画皮。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更多的机会扒皮。
     
  20.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介绍了爱幻想的文艺派法国佬,接下来一定要提英国派的“历史浪漫主义”:

      英国是第一个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一直处于领跑世界的地位,她的国旗曾经插遍了地球的每一块陆地,辉煌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开创了当今世界的主体文明,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英国人生性保守,尊重传统,在建筑保护和修复上也秉承了这一风格,逐渐形成了“历史浪漫主义”修复风格。其代表人物有两个: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兼建造理论家拉斯金(John Ruskin)和诗人、作家兼美术家莫里斯(Willian Morris)。

      --诸位还记得俺前面引述过的亚瑟王遗迹伪造和伦敦城大火后改造的案例么?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是有很多英里的距离的。

      拉斯金强烈地反对法国派的做法——“风格性修复”。在他的著作《建筑七灯》里针锋相对地的写到:“修复(restoration,即维欧莱—勒—杜克用做条目的那个词)??意味着一栋建筑物所能遭到的最彻底的破坏”,彻底否定了“修复”,他主张“加强经常性的保护”,如及时盖住屋漏、疏通水沟、固定松动的石头,给歪了的建筑物支上木撑。他认为,不论多么小心保护,建筑物总是要死亡的,那就只好让它死亡了。“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去触动它们” [2][1]。既然灵魂不能再现,那么,徒然保住一个躯壳就毫无意义了。而一切修复都只能是造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假东西来。1855年,在拉斯金的提议下,“文物家协会”开始编制文物建筑档案,并且声明要“保护它们免受时间和疏忽所导致的破坏,而不企图做任何的增添、改动或修复”。 1874年明确地指出,“以修复的名义所造成的破坏应归罪于建筑师”。

      --对比俺前述的案例,英国佬对法国大师的看法与评价昭然若揭,呵呵。关键是“在19-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佬的大量古建筑在法国流的改造重建中面目全非,大量历史信息在改造中损丧失,造成了巨大损失。”牛牛被高卢鸡忽悠惨了。

      英国派稍晚代表人物莫里斯(Willian Morris),在1877年进一步指出“文物建筑的价值超出了建筑的范围,每一座古建都是历史纪念碑,包含了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印迹”。 莫里斯明确指出了建筑师和牧师对古建筑保护的认识的局限性,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片面性使他们过于热心“修复”,以致破坏了文物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价值。1877年,莫里斯创立了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文物建筑保护组织,就叫“文物建筑保护协会”。他亲自撰写创建宣言,这份宣言可以看做英国派的纲领。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过于极端地反对一切修缮和修复,认为新的技艺一但介入,建筑就必定会受到破坏;其片面性也表现在文物建筑的概念上,认为只有具有历史性意义或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建筑,才能称为古建筑,而其他的,比如那个时代具有地域性的建筑却没有很好的保护起来,很大一部分有价值的古旧建筑未被纳入其中,得到应有的保护。

      --“莫里斯明确指出了建筑师和牧师对古建筑保护的认识的局限性,他们过于热心‘修复’,以致破坏了文物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价值”,他认为所谓“风格性修复”误导了英国古建筑修复,导致古建筑原真性的丧失。是莫里斯正确,还是“他们”正确?其局限性已经在俺前述伦敦城重建案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21.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以下是摘引自威廉?莫里斯:“作为阐述(古建筑保护协会)成立基础的协会原则”《建造者》35(1877.08.25)感谢同济大学建筑系陆地教授的翻译和刘东洋先生2006年发表的“一百三十年前的恳请”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对于艺术性古迹,一种新兴趣几乎就像人们对于古迹的其他意识一样开始生发出来;他们业已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之一,成为某种宗教、历史、艺术热情的主题之一,这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收获。然而,我们认为,如果目前对古建筑的那种处理继续下去,我们的后代将发现那些古建筑不再有研究之用,无法再唤起热情。我们认为,过去五十年对古建筑的知识掌握和关注对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比以前所有世纪的革命暴力与轻视所造成的破坏更甚。

      --说明,该宣言发表于1877年,此前50年正是所谓法国学派的创造性思维横扫欧洲大陆的年代,涉嫌创造或是伪造的古建筑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从雅典卫城到古埃及神庙。如果莫里斯对这个时尚的评价是真实的话。

      正如中世纪艺术知识的诞生,建筑长期衰落最终死亡,但最终至少都蜕变成了一种流行的艺术风格。这也使得19世纪这个拥有其它世纪广泛建筑风格知识的文明时代却没有了自己的风格。由于这种自我风格的缺乏,人们脑海里开始冒出修复古建筑这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奇怪且致命的想法,正如其名称一样暗示着这可能从一个建筑上剥离这个建筑上作为其生命史的这个、那个以及其他历史部分,并以多少武断的观点使之依旧以历史的、存活的,甚至就像他曾经那样的留在人们手中。

      --说白了就是要创造出一种19世纪主流欧洲思潮所幻想的那种辉煌的古代文明,并以建筑的形式创造出来,全然没有建筑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当然,建筑考古学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家杨鸿勋等老前辈在梁思成大师的奠基上逐渐形成的。

      P320
      In early times this kind of forgery was impossible, because knowledge failed the builders, or perhaps because instinct held them back. If repairs were needed, if ambition or piety pricked on to change, that change was of necessity wrought in the unmistakable fashion of the time; a church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might be added to or altered in the twelfth, thirteenth, fourteenth, fifteenth, sixteenth, or even the seventeenth or eighteenth centuries; but every change, whatever history it destroyed, left history in the gap, and was aliv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deeds done midst its fashioning.
      在以往的时代,由于建造者缺乏对以往风格知识的掌握,或由于缺乏将古建筑带回到过去的本能意识,这种伪造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修缮,如果人们的雄心或虔诚促使人们改变建筑,这种改变必然会烙印上那个时代显而易见的风尚。例如,一个十一世纪的教堂可能在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或十八世纪被不断增建或改建。但每一次改变,无论是历史的破坏,岁月的裂缝 ,都是在工匠精加工后精神活力的体现。但每一个变化,即便是被摧毁的历史,都会留下历史裂隙,并以带有其时代风尚所做行为的精神而存活下来。

      --这也是魔都西童女校原址修复的精神之一部分,保留历史的轨迹,不是全盘恢复最初或是最辉煌的形象。但这还是在相关技术资料图纸以及历次修葺的资料记录比较完善的基础上。十多年前就在这里考察,一觉扬州梦过。

      尽管那些改变粗粝并足够引入注目,但正因为这种对比,这一切的结果常常使那种经历了多次改变的建筑显得更为有趣、更有启发性且绝不会误导人。但是,今天以修复之名锻造改变的那些人却鼓吹着将建筑带回到该建筑历史上的最好时刻,他们没什么指导原则,只是基于他们自我的异想天开点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鄙的。与此同时,他们的任务本能地驱使着他们摧毁一些东西并以对早期工人应该或者可能作法的想象来填补建筑缺失。此外,在这种破坏与添加的双向过程中,建筑的整个表面必然遭到了篡改。以至于古建筑表面被从原先留下的如此古老的结构上剥离下来,使观者丝毫不会怀疑古建筑可能已经失去了什么。简而言之,所有白费劳动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虚弱的、毫无生气的赝品。

      --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勒-杜克就是这样的伟大建筑师,但却有可能是可鄙的古建筑破坏者,他的理论其实走的也是所谓的西方理性传统,但其理性推论明显存在着很多逻辑谬误,最根本的是立论基础值得辩驳,在他的论证中也并不打算对其最基本的立论基础进行逻辑证明,从而导致了各种错误结论。相关建筑案例前面提过不少。

      我们很痛心的认为,大多数英国和欧洲大陆更大的大教堂以及大量较不起眼的建筑已经被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天才的人以这种态度处理过了,他们的天赋其实更应该用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对诗意和历史最有意义的诉求充耳不闻。

      --如果莫里斯的意见属实,我们如今看到的那些所谓古建筑大多可能仅仅是19世纪的新建货色。除少量堪用的基础外,上层结构已经很难找到中世纪以前的痕迹了,伪造的不算。

      为了所有时代和风格的建筑,我们恳请并呼吁那些以修复的立场来进行保护,对古建筑进行处理的人们应以日常护理避免建筑的衰败,通过显而易见的支撑或覆盖措施支撑危险的墙体或修补屋漏,这些措施不要以伪装成其他艺术风格的方式进行展现,与此同时抵制所有篡改建筑原本结构或装饰的行为。如果建筑已经不适应目前的使用,应该修建另一个建筑而不是改建或者扩建他。总之,应将我们的古建筑作为已经逝去的艺术、由已经逝去的方式创造的的纪念物而对待,当代艺术不能对其进行破坏性的干扰。

      --莫里斯之所以如此呼吁,俺前面已经提过,即使是在英国,在协会1877年成立以后,法国学派仍旧肆虐不列颠各地,强拆,改建,古罗马?那是创造出来的。

      莫里斯是19世纪英国文人中间颇为伶牙俐齿的一位。他在看到一尊时人伪造的哥特式雕塑后,曾经嘲笑道:“我就是用牙咬,都比这要雕得好!”[2]可就是这么一位口锋犀利的人,在《古建保护协会宣言》的末尾,还是向那些与“古建打交道”的人发出了苦口婆心的恳求:看在古建的份上,求求诸位了,手下留情!

      当时被莫里斯恳请的人士大致上有三种:

      一种是维多利亚时代志满意得的小资产阶级民众。这个阶层自1832年英国通过选举法修正案 (the Reform Bill)后,在英国社会中似乎就有了浮现和不断壮大的迹象[3]。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第一部第五章一开始,寥寥几笔就勾勒出19世纪英国诸多小城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工业重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拆大建成了家常便饭,在他们看来,若是“艺术妨碍了人们赚钱,那艺术就必须屈从”[1]。

      被莫里斯恳请的第二种人是那些爵士、勋爵和教会的主教们。像世界上所有富裕起来的人一样,维多利亚时代富裕起来的英国人也要用“品味”包装自己。此时的英帝国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却独独创造不出具有自己时代标志的建筑来①。这令当时的诸多建筑师——比如亚历山大·汤姆森(Alexander‘Greek' Thomson,1817~1875)和 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1811~1878),都深感困惑不解。剩下的办法好像只有向过去抄袭了,比如抄袭古典时期的希腊建筑、罗马盛世的罗马建筑、没有走得太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还有就是带着一些“民族情结”和“基督教情结”的“哥特式建筑”②。建筑复古在欧洲各地的历史上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复古颇有不同。这场浪潮就像一场风格的盛会、样式的集市,每每大型的公共建筑——比如伦敦白厅街(Whitehall)上一系列新政府办公场所的设计总会引起“风格”之争③。

      对于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建筑,“复古”却并不是福音。在“复古”的潮流中,业主们常常会自行拆掉自己拥有的古建的某个部分,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现建造一处“古代建筑”的局部或是整体来。

      建筑理论家莱瑟比(William Richard Lethaby,1857~1931)回忆说:“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一处神奇的12世纪塔楼就是这么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19世纪建造的‘15世纪’构筑物。在圣·艾班斯(St.Albans),为了满足一位律师、爵士的个人好恶,就拆掉了一处11世纪和15世纪的建筑。几乎谁都没觉得:那些古建筑是经历了岁月的……”

      1876年的夏天,伯尔福德教堂(Burford Church)也传出了要被更新的消息,莫里斯知道后就出面规劝伯尔福德的大主教不要这么做,大主教的回答是,这是他自己的教堂,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2]。转过年来,类似的厄运降临到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身上。这一次,主教的回答更是坚决:“莫里斯先生的协会或许把我们的大教堂当成了他们研究古代文物的对象或是教育年轻建筑师何为艺术的场所了。我们需要的是大教堂,因为我们要在那里每天崇拜上帝。”[2] 主教的话听上去言之凿凿,并且代表了当时很多古建拥有者的态度。在英国这么一个极其注重产权保护的国家里,主教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与他人无干。

      打着“修复”旗号所进行的古建改造,没有任何指导规范,任由修复者自己的性子来,由修复者个人决定建筑的哪些部位该留,哪些部位该拆。在消灭了个人认为应该消灭的某处历史之后,业主就用想像中早前工匠的可能做法来填补该处的空白。更有甚者,那些提倡“大修”的业主,还会在建筑局部更新之后再将建筑的外表整体地调修一次,以便所谓的新旧和谐。结果,真假难辨。

      --拆掉中世纪或文艺复兴的老建筑,代之以19世纪建造的“15世纪”构筑物,业主们要的是时尚,“品味”,古希腊,古罗马,那只是文艺复兴以后白皮们幻想的一种艺术风格,很可能抄袭自小亚细亚罗马乃至伊斯兰建筑艺术。现在则把这些玩艺充作所谓古罗马的建筑真品,不少所谓的拉丁文铭刻记录就是在19世纪后期至今陆续被“发现”,可惜,上述描述已经说明,这些建筑基本是拆除新建的,即使铭刻是真实的,也无法验证其建筑的原始形制。

      --从伯尔福德教堂到著名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其现有结构不会早于1870年代,因为这是主教的意志,中华如果还有慕洋犬洗地,请到教堂墓地找各位当时的主教谈心。

      在莫里斯看来,第三种需要恳请的人是建筑师,他认为,对古建造成最大摧残的不是自然界里的风雨,而是人类的这种无知。由于类似的“修复”事件频频发生,在短短50年间,“其破坏程度甚至超过了过往千年间动乱、暴力和亵渎对古建造成的伤害”[1]。1877年3月,在《雅典娜论坛》杂志的专栏里,莫里斯几近绝望地写道:“建筑师,多数不可救药,因为他们有身后的利益、习惯和无知……教会也不可救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秩序、习惯和更大的无知。”[2]

      那么,参与这种“修复”项目的建筑师们自己是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呢?著名的大建筑师斯科特爵士就不这么看。他说,我不单能够设计出纯粹的哥特式建筑,就是意大利风格的设计一样能搞好[5]。斯科特爵士还说:“我们是熟悉艺术史的。我们深知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是从哪里获得他们的艺术的,我们甚至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清楚”[5]。说这话时,斯科特爵士正在心里找寻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他承认,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利于建筑创作。像普金(A.W.Pugin,1812~1852)、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甚至莫里斯一样,这位显赫一时的建筑师也推崇哥特建筑,并且一生都在推行“哥特复兴式”设计。但如莱瑟比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建筑师脑子里有“一种荒谬:就是以为艺术只是形状(shape)而不是物质(substance);我们的古代建筑都成了所谓‘风格’的脸面。当建筑师们从教科书上学到那些风格形式之后,他们就认为自己能够随意地提供13或14世纪的建筑‘外观’了,甚至他们会更改那些真实古代建筑的面容以便适应他们的风格。专业的报告书上会有这样的建议:‘多铎顶(Tudor roof)和早期英格兰圣坛拱(chancel arch)不配,应该改成一种13世纪的尖顶。’”[2]

      这是英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中一段疯狂的岁月,莱瑟比、莫里斯、还有斯科特爵士父子都曾见证了那段岁月。在当时,修复和建造大教堂是件非常赚钱的买卖,建筑师们一单接一单地做到手软。斯科特爵士一生经手的新建和改建项目就高达730多栋。一次,斯科特爵士路过一处正在建造的教堂工地,狐疑之下询问施工人员这是谁主持的设计。答曰:斯科特爵士[2]。这样的笑话向我们展示的不只是建筑师的“无知”,还有“无奈”,忙着赚钱的斯科特爵士“无奈地”没有了时间去深究该“如何保护古建”的话题了。他在图纸上每画上一笔,某个大教堂的一角可能就多了一分被拆除乃至被重现装扮的危险。斯科特爵士所代表的建筑师们正是莫里斯要恳请的第三种人。这些人大多受过优良的教育,有着长期的实践和处世经验,他们有技术和知识,也有傲骨,像斯科特爵士那样,他们也会在设计政府大厦的时候据理力争地说服官员放弃对帕拉蒂奥式的痴迷转而采纳哥特复兴式(Gothic Revival)。

      --上面的记述已经表明,那是英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中一段疯狂的岁月,现在白皮告诉我们,那些哥特式建筑溯源可至中世纪了,呵呵。大胆地推测,英国历史很可能与所谓的古罗马无干,后世的所谓英国的古罗马遗址可能只是诺曼蛮族继亚瑟王找爹伪造后的再创作,反正不是第一次伪造了,有传统,有经验。
     
  22. 大秦国

    大秦国 列兵

      莫里斯认为,特别是从16世纪初期的多铎王朝起,英国的无土农民增加得最为迅速。掠夺和剥削变得赤裸裸,宗教也在发生变化;一边是对公共建筑的下流破坏,一边是对公共土地的窃取,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艺术在新的劳工条件下不断堕落。“当我们想到要让一位古希腊工人去建造一栋哥特建筑或是一位哥特时代的工人去建造一栋古希腊建筑时,我们就会发笑,但是,我们却不会认识到,要让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制造一栋哥特建筑该是多么荒谬。即便是我们今天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工种,这些工人,在那些学院派和修复派的眼里,理论上是能够摹仿出古典时代的作品的。然而,事实是,他们摹仿出来的东西却顽固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推导出古代的优点。我们的特征有个古怪的东西,就是令我们极度灰心的艺术中的所有弱点”[1]。莫里斯的这段演讲在传记人汤普森(E.P.Thompson)看来,是他对建筑史学一个相当大的贡献[1]。

      --建筑史学不是建筑考古学,前者还是现代西方的学术产物,后者则肇始于中华古建筑的深厚积淀。

      莫里斯是少数几位敢于对主流社会的时尚说“不”的人⑥,并且可以义正词严地写信敬告教堂主教不要铺张浪费。一方面,他反对在保护中造假,如果可能的话,在维护的时候要小心、谦逊、充满爱意。这样的维护才裸露出他所希望看到的“真实和真诚”;另一方面,莫里斯牢牢地捍卫着集体对古代建筑的所有权,他告诉那些教会的主教们,那些古老的大教堂“不是教会自己的玩具”,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份子都有权利、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古建。1877年的4月,在莫里斯的大力倡导下,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古建保护协会”,这可能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以保护古建为第一要义的协会组织。这是130年前春天发生的事情,也是莫里斯对英国民众发出的一次恳请。莫里斯从此就开始了反文化造假的战斗,并把这场战斗一直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主流社会的时尚就是法国学派,创造一个想象的辉煌文明和艺术形象,白皮的爹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至于晚来的意大利派,相对比较进步和科学一些,他们认为“不能像杜克大师那样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风格。”虽然在19世纪末也有改造案例如米兰斯福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 )等,但那时候英法的地位和话语权要强大得多,19世纪重建罗马凯旋门那也是有法国佬参与的。威尼斯宪章?那是1964年的事儿了,正式名称是《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兴”在许多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西欧、北美都曾进行过对旧城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由于战后大规模的重建,许多珍贵的城市历史环境消失了。随着人们怀旧情绪逐渐加重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珍视,经过60年代的反思,城市保护运动在各国兴起,才有了宪章的发布。

      --新思想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之一是天津意大利建筑风貌区的修复与再开发,去年在现场考察了一下,具体数据不便谈论,从布局到细节乃至防水与地基处理,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的。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还比较贫穷落后的时候,人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追求温饱,当然就很少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古旧建筑,也不可能拿出充足的资金用于古建的更新与保护。而当这个国家变得比较富裕时,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也相对增加,开始喜爱古建筑,把它们当作祖先的馈赠、民族的骄傲。对于这一点,欧洲各国成为了很好的先例,如何由贫穷到发迹,如何开始对建筑进行保护,又如何加以保护。

      --从找爹到造爹,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和虚拟的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大的交集,在没有中华建筑考古学者全面参与的前提下,只能是一种幻想。顺便提一下,那些中世纪的历史著作如英法的教会史、君王志等追究起文献源流来,也都是些文艺复兴以后才大行其道的玩艺。


      以上主要是英国古建筑修复流派初创时期和法国学派的斗争史。恰恰是在白皮内部的矛盾中,我们能够发现所谓的古建筑“修旧如旧”是个什么玩艺。
      在建筑艺术上来说,白皮那段时间的建筑是一种创造,但按照建筑考古学的概念,这是一种伪造。18-20世纪,白皮包括其影响下的殖民地政权,类似的重建或是修复很多,其中就包括那些印度古代建筑。后面再说。
     
  23. 突击飞车

    突击飞车 上校

    登月是真实的[mood17]
     
    已获得 F8F漏毛了ssbb33另外 4 人的点赞。
  24. xuemei44

    xuemei44 上士

    欺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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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krys

    krys 中校

    毕竟楼主搬运了这么多的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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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8916xiaobing89

    28916xiaobing89 二等兵

    有两个相同标题的帖子。
     
  27. 龟孙子,看看你洋爸爸还是有识破者的。

    001 - 副本.png 002.png 003.png
     
  28. THEROCK

    THEROCK 上校

    发的累不累啊
     
  29. 狗腿子就只会说这些风凉话?
     
  30. THEROCK

    THEROCK 上校

    诶,我还啥也没说呢。。。。。。
    这么不信西方人的东西,不要过西方式的生活啊,不要使用西方人发明的产品,反正我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我是离不开了。
    这手机电脑和网络都是西方人捣鼓出来的,就不要用这些骗子的玩意了,去终南山自己种点地过活也不错,以后就不要来发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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