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反法西斯战士逝世了

ArcherMan

少校
小林先生的老家,是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坐火车得2个小时。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长大后也成了小和尚。

  小林是在21岁时,接到了参军的命令。“突然来了通知,村长拿来一张纸,说我必须马上参军。”小林说。当时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男子汉应征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

  1939年6月,小林脱下袈裟,成了一名日军士兵。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前排右一


  到青岛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没过几天,他先被大伙打了一顿。

  “那时的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我被命令从队列中向前一步站出来,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二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是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但更难忘的,是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中国人的胸膛。那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那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叫我们走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叹了一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


02

山东被俘


  小林被俘是在当兵一年半之后。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股八路军,大约有200人。“日本军队有一个坏毛病,一个星期不活动活动,就难受,表现也不好看。所以,一听说有八路军,而且有这么多人,队长就下令去围剿,他想立功。当时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2个班,30人左右。每一次活动,伪军大队总是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是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兄弟,很没有骨气。”小林先生开始讲述自己被俘的故事。





  赶到一个村庄时,是早上8点多钟,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于是这些日本兵和伪军跑到农民家里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的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机枪。但是,快赶到山岗时,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因为背的机枪重跑不快,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与大部队岔开,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迎面赶来的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叫‘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围得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下面刚好有一个水塘。他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中脑袋,结果去抠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当小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死成,开始用日语骂“八格亚鲁”。

  “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日本军人怎么可以当中国的俘虏呢?我当时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把我关在一个小间里,派人看着我,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小林说这话时,目光有些惆怅。

  关在小房间里,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放在他的床头。过几天,又给他换一本新书《论唯物论》。

  “我开始很讨厌八路军的这种书,但是,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拿来翻了几页,是讲社会主义思想,讲唯物论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一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没有把我当作罪犯,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03

加入八路军


  “姜昆这位先生人很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替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特别勉强我,开导我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一场侵略战争。他跟我讲了许多的道理,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这一场战争确实不正义,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即使被日军暗杀,我也帮八路军做事。”小林就是这样加入了八路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小林干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本兵的炮楼前喊话。

  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来到一个日本兵的据点前,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向岗楼里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的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但我不怕,大不了光荣了。”小林说。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是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唤起日本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劝那些日本兵放下武器。“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了。”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他说:“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一个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候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为了小林的安全,组织上没有让他随投降的日本兵一起回日本,还是让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小林随后参加了解放军,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小林先生摸着桌子上的军功章,说:“我当八路军、解放军整整15年,也算是一个老兵了。”


04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月,担任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因负责遣返日军工作,过度劳累加感冒,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突然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一篮鸡蛋和当时在山东省发行的3000元北海钱币。闲聊中,舒同问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快遇到了问题,小林入党的事很快让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来一个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

“我当时很难过,说我入的党不算数,要重新来。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山东省委,由山东省委递交给中组部。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的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其实,那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三天。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的是:“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为此,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解放战争开始后,小林先生在解放军的一个师部里工作。有一天吃饭,师长突然说要给小林介绍对象,是师部的一位女同志。和她见面后,小林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是日本人,我最终要回到日本去,你愿意跟我回去吗?”那位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本话,去日本的话,我没法生活。你如果可以留在中国的话,我跟你结婚。”小林当时想,共产党把自己从一名侵华日本兵培养成一位革命进步分子,放到日本去工作才更有意义。所以自己应该还是要回到日本去的。


05

第一个老婆跑了


这一位女同志吹了后,师长不久又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人女护士。“当时师长跟我说,医院里新来了一名日本人护士,可以去见见。”小林跑去医院一看,还挺有感觉,女护士也喜欢他。于是,两个人就去小林工作的济南市政府办理结婚手续。

“结果,市委不同意,说我是一名党员,与日本人护士的成份不同,不能结婚。这事让师长十分生气,他跑到市委去抗议,说两个日本人好不容易对上眼,没有道理不让他们结婚。那个时候,师长是很厉害的官,市委于是同意我们结婚了。”

但是结婚不久,部队开拔,护士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去的信都石沉大海似的不回了。“可能她的部队里也有其他的日本人,我们的婚姻就这么消灭了。”小林苦笑着说。

问他后来有没有去找过她?小林先生说:“没找,算了。”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由于他一直从事反战与策反工作,组织上为了便于他以后回国,调小林到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四野工作的日本人女护士,并把她也调到丰镇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

1954年,妻子生下了儿子。那一年,刚好是中国宪法颁布,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最后是在日本出生,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的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妻子早几年走了,小林先生一直把妻子的遗像放在床头。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外国人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工作,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小林先生回忆说:“国际社会很关注这一个问题,外国代表团来参观,我常常需要回避,不能露面。”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15年了,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留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但是,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小林谈起自己离开中国时的心境,如是说。
 
小林先生的老家,是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公里,坐火车得2个小时。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长大后也成了小和尚。

  小林是在21岁时,接到了参军的命令。“突然来了通知,村长拿来一张纸,说我必须马上参军。”小林说。当时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男子汉应征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

  1939年6月,小林脱下袈裟,成了一名日军士兵。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前排右一


  到青岛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没过几天,他先被大伙打了一顿。

  “那时的新兵训练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我被命令从队列中向前一步站出来,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二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是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小林先生说完这一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身难忘。

  但更难忘的,是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中国人的胸膛。那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那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叫我们走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叹了一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


02

山东被俘


  小林被俘是在当兵一年半之后。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

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股八路军,大约有200人。“日本军队有一个坏毛病,一个星期不活动活动,就难受,表现也不好看。所以,一听说有八路军,而且有这么多人,队长就下令去围剿,他想立功。当时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2个班,30人左右。每一次活动,伪军大队总是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是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兄弟,很没有骨气。”小林先生开始讲述自己被俘的故事。





  赶到一个村庄时,是早上8点多钟,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于是这些日本兵和伪军跑到农民家里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的山岗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岗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机枪。但是,快赶到山岗时,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因为背的机枪重跑不快,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与大部队岔开,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迎面赶来的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叫‘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围得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下面刚好有一个水塘。他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中脑袋,结果去抠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当小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死成,开始用日语骂“八格亚鲁”。

  “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日本军人怎么可以当中国的俘虏呢?我当时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摁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但是,他们给我上药,把我关在一个小间里,派人看着我,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小林说这话时,目光有些惆怅。

  关在小房间里,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放在他的床头。过几天,又给他换一本新书《论唯物论》。

  “我开始很讨厌八路军的这种书,但是,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拿来翻了几页,是讲社会主义思想,讲唯物论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一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没有把我当作罪犯,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1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03

加入八路军


  “姜昆这位先生人很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替八路军帮忙,我心里受不了,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特别勉强我,开导我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一场侵略战争。他跟我讲了许多的道理,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这一场战争确实不正义,后来我就下了决心,即使被日军暗杀,我也帮八路军做事。”小林就是这样加入了八路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小林干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本兵的炮楼前喊话。

  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来到一个日本兵的据点前,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向岗楼里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人的话,并发射迫击炮轰炸。“但我不怕,大不了光荣了。”小林说。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是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唤起日本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劝那些日本兵放下武器。“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了。”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并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他说:“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一个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候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为了小林的安全,组织上没有让他随投降的日本兵一起回日本,还是让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小林随后参加了解放军,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小林先生摸着桌子上的军功章,说:“我当八路军、解放军整整15年,也算是一个老兵了。”


04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月,担任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因负责遣返日军工作,过度劳累加感冒,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突然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一篮鸡蛋和当时在山东省发行的3000元北海钱币。闲聊中,舒同问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快遇到了问题,小林入党的事很快让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来一个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

“我当时很难过,说我入的党不算数,要重新来。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山东省委,由山东省委递交给中组部。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的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其实,那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三天。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的是:“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为此,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解放战争开始后,小林先生在解放军的一个师部里工作。有一天吃饭,师长突然说要给小林介绍对象,是师部的一位女同志。和她见面后,小林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是日本人,我最终要回到日本去,你愿意跟我回去吗?”那位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本话,去日本的话,我没法生活。你如果可以留在中国的话,我跟你结婚。”小林当时想,共产党把自己从一名侵华日本兵培养成一位革命进步分子,放到日本去工作才更有意义。所以自己应该还是要回到日本去的。


05

第一个老婆跑了


这一位女同志吹了后,师长不久又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人女护士。“当时师长跟我说,医院里新来了一名日本人护士,可以去见见。”小林跑去医院一看,还挺有感觉,女护士也喜欢他。于是,两个人就去小林工作的济南市政府办理结婚手续。

“结果,市委不同意,说我是一名党员,与日本人护士的成份不同,不能结婚。这事让师长十分生气,他跑到市委去抗议,说两个日本人好不容易对上眼,没有道理不让他们结婚。那个时候,师长是很厉害的官,市委于是同意我们结婚了。”

但是结婚不久,部队开拔,护士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去的信都石沉大海似的不回了。“可能她的部队里也有其他的日本人,我们的婚姻就这么消灭了。”小林苦笑着说。

问他后来有没有去找过她?小林先生说:“没找,算了。”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由于他一直从事反战与策反工作,组织上为了便于他以后回国,调小林到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四野工作的日本人女护士,并把她也调到丰镇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

1954年,妻子生下了儿子。那一年,刚好是中国宪法颁布,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最后是在日本出生,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的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妻子早几年走了,小林先生一直把妻子的遗像放在床头。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外国人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工作,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小林先生回忆说:“国际社会很关注这一个问题,外国代表团来参观,我常常需要回避,不能露面。”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15年了,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留着眼泪,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但是,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小林谈起自己离开中国时的心境,如是说。
他爸是和尚,所以他当了小和尚。
这是什么逻辑?!鬼子的和尚可以生孩子?
 
他爸是和尚,所以他当了小和尚。
这是什么逻辑?!鬼子的和尚可以生孩子?
不生孩子哪来的小和尚?

吃肉娶妻都可以,寺庙及其附属土地都可以继承,做法事、殡葬业一条龙都被佛教垄断了。
日本传统,小孩生下来归附近神道教的神社罩,成年后天主罩,死后归佛祖罩,佛祖不罩你你连墓地都没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宗教法人团体不用交税和尚普遍都很有钱。
 

ArcherMan

少校
不知道回国之后过得如何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加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这是小林回国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小林的中文实在太熟练,第二年,终于有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加盟,这一家公司那时叫“满铁汽船”,是当年日本政府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轮船公司,也是50年代仅有的几家有资格从事中日贸易的轮船公司之一。

轮船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当时的装卸很落后,常常要在锚地排队等候好几天,有时候长达半个多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一份通知,说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

轮船公司的总部位于东京车站前,小林先生在那里一直干到70多岁,公司才让他退休。


07

出任八路军新四军会会长



离开轮船公司后,小林没有闲着,他后来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会长,这个组织的标准名称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退休后,终于有一天,附近的一个交番(岗亭)的警察对我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一次都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不过,虽然有警察“陪伴”,他在中国15年的反战经历,还是被日本政府视为“被俘时期”,认定了他15年的“军龄”,还每月领取一笔“恩给”(军人退休金)。
 

恒罗斯

上尉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加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这是小林回国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小林的中文实在太熟练,第二年,终于有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加盟,这一家公司那时叫“满铁汽船”,是当年日本政府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轮船公司,也是50年代仅有的几家有资格从事中日贸易的轮船公司之一。

轮船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当时的装卸很落后,常常要在锚地排队等候好几天,有时候长达半个多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一份通知,说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

轮船公司的总部位于东京车站前,小林先生在那里一直干到70多岁,公司才让他退休。


07

出任八路军新四军会会长



离开轮船公司后,小林没有闲着,他后来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会长,这个组织的标准名称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退休后,终于有一天,附近的一个交番(岗亭)的警察对我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一次都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一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不过,虽然有警察“陪伴”,他在中国15年的反战经历,还是被日本政府视为“被俘时期”,认定了他15年的“军龄”,还每月领取一笔“恩给”(军人退休金)。
那还不错,平淡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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